卷四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治政二

  《史记》曰:鲁公伯禽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又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然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赵氏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乃大治。

  又曰: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鞅,语事良久。孝公时睡,弗应,罢而去。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监以让鞅。鞅曰:"吾说孝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去。孝公复让监,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盖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而召君曰:'久远,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而成王道之业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悦之。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汉书》曰:曹参相齐,召长老诸先生,问以安集百姓。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及参去齐,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陆贾时时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夫差,吴天阖闾子也。好用兵,卒为越所灭。智伯,晋卿荀瑶也。攻赵襄子,襄子与韩魏反而丧之。)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之先封于赵。)乡使秦已并天下,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贾谊上疏曰:"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长久者,其己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知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以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同哉!(顾,反也。)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是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社庙而安子孙,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夫天下,大器也。令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于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

  又曰:董仲舒对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致乱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上天佑之,为生货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而为乌,(复,归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后世,淫逸不能统理群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焉。此灾异所缘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论时政曰:"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譬诸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又曰:萧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阴阳之气,(函与含同。)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於义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书言政治曰:"五帝不同乐,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比年大赦,而奸邪不为衰止,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桢榦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所以不严而成也。"

  又曰:元帝时,京房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也?"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之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谢曰:"《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错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耶?为乱耶?"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谁欤?"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愈,胜也。言其胜于彼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后汉书》曰:桓谭上疏曰:"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也,大底取便国利民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民;悬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涣字曜卿,为梁相。每敕诸县曰:"世治则礼备,世乱则礼简。方今难以礼化,在吾所以为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骸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兵甲,惟此为先,岂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

  《晋书》武帝初受禅,驸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行於上,清议隆於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弊复发焉。"

  崔洪《春秋前凉录》曰:张天锡时,小府长史纪瑞上疏论时政曰:"臣闻东野善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

  《唐书》曰:魏征上疏曰:"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拥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心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怒以滥刑。然后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也?"

  又曰:陈子昂上书言政理曰:"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天地平而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见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阴阳相和,灾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遂则象于天,则成于地,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已正,天地降瑞,风雨以时矣。"

  又曰:景云二年,监察御史解琬陈时政曰:"臣闻国之安危,在於为政。若为政以法,虽暂安而必危。为政以德,虽不便而终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谓权宜;道,可以长久。陛下登位,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圣、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惟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厌闻。臣以为当今风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烦劳,阴阳未调和,帑藏未充牣,流离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犹继踵於狴牢;耳未闻康哉之声,目未睹太平之事。且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几何?而风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於人,故大伪缘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诡之徒,智忠者为立身之阶,识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之以求进,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尽能察哉?趋竞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网以为至公,殊不知网密而犯者众;用苛细为勤事,不知事细而扰愈烦。赏贪冒以强能,鄙贞正而孤介;随波浮沉者题之以黠,刚毅正直者目之曰愚。岁月渐渍,日致浇浮,朴散淳离,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风俗淳质、厥人以康哉?"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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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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