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唐代李昉太平御览

  ○叙经典

  《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白虎通》曰:五经何谓也?《易》、《尚书》、《诗》、《礼》、《乐》也。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又《礼》有《周礼》、《仪礼》。

  《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传,与《易》、《书》、《诗》通数,亦谓之九经。

  《文心雕龙·宗经篇》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左传》曰: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图》曰:作法五经,束之天地,稽之图象,质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汉书》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

  范晔《后汉书》曰:马融尝欲训左氏,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精而不博,郑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加焉?"

  又曰: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却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后汉书》曰:许慎字叔重,性淳笃,少博学。马融常推敬之。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经异义》,传於世。

  《晋书》曰: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齐书》曰:臧荣绪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

  《唐书》曰:长庆中,上谓兵部侍郎薛放曰:"为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古先圣之至言,多仲尼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则历纪成败,杂书善恶,各录当时之事,亦是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为比论也。"上曰:"六经所尚不一,至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乎?"对曰:"《论语》者,六经之精华;《孝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海内久安。人知孝节,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经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时,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既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又曰:文宗每对宰臣,未尝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可读。上曰:"朕尝览之。穿凿之学,贵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后为得也?"

  《广雅》曰:《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体有三也。《五典》,镇也;制作教法,所以镇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区也,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时书也。今皆亡,惟《尧典》在。《易》,变易也。《礼》,体也,得事体也。《诗》,志所之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比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书》,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春秋》,冬夏终而岁成,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庄子》曰:《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导之。(皆导古之人陈迹耳,而后不能常称哉。)

  又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矣。干七十君,论先王之道,时周、邵之迹,一无所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道哉!"

  又曰:孔子见聃不许,於是繙(繙,堆聚之貌。)十二经以说老聃,聃曰:"愿闻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者,诸圣王者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颂声不作,曰《诗》亡。《春秋》拨乱作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皆道。温惠淳良者,《诗》之风也;纯元敦厚者,《书》之教也;清净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揖让者,《礼》之为也;宽和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议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愚,《书》之失也劫,《礼》之失也乱。此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类者,惟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

  扬子《法言》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书不经,非书也。

  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深大。)商书,灏灏尔;(夷广。)周书,噩噩尔;(不阿附下。)下周者,其书憔悴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又曰:好书不能要诸仲尼书肆也。(李轨注曰:卖书市。)

  又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又曰: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

  《抱朴子》曰:正经为道德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犹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

  又曰:隐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锺鼓,百家为笙簧。

  孔融《与诸卿书》曰: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

  颜延之《庭诰》曰: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丰旨,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有所志,总而论之,情理出於微明,气数生於形分。然则荀、王得之於心,马、陆取之於物,其芜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则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

  郑玄《六艺论》曰:《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

  桓谭《新论》曰:《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十八篇。古袟《礼记》有四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

  苏子曰: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於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

  傅子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浩浩焉,文章之渊府也。

  袁准《正论》曰:公羊高道听涂说之书,欲以乡曲之辩,论圣人之经,非其任也。

  《潜夫论》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烛;索道於当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论》曰:夫《五经》则海也,他传记则四渎也,诸子则泾渭也,至于百川沟洫畎澮,苟能通阴阳之气,达水泉之流,以四海为归者,皆溢也。

  孙绰子曰:衔辔衡轭,无心於马,而所以御马;典籍礼度,无心於治,而所以为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辞宣於人。

  杜子《新语》曰:众儒睹《春秋》之记录政之失得,以立正义,以为圣人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菇以为生熟异和,而复俱美也。

  《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贤曰著述,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

  《文心雕龙》曰: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於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乎文理,故能开学养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墟宇重峻,吐纳者深,譬万钧之鸿锺,无铮铮之细响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诰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摛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诵,最附哀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鶂,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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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乾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世宗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 世宗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世宗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乾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太祖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太祖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太祖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太祖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乡人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太祖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太祖告发赵普的过错,太祖在其后询问李昉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太宗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太宗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太宗表示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太宗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太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太宗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太宗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太宗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太宗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太宗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太宗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太宗在乾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太宗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太宗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太宗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葬于今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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