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中华经历了数次的文明更迭，三星堆代表了其中的一个文明史，应该是商周以前的一次伟大文明历程！

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什么年代？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据考古资料披露，在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一片农田里的士堆下，发现了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发现，它是西南地区发现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古蜀文化遗址。

在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皿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据考古论证，它们均出自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春秋、西周和战国时代，至今已有3000至5000年，即公元前1200到1500年，如此遥远的年代的青铜文化被考古发现，以至引起世界轰动。中华文明的原源流长，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让世界侧目。

三星堆文化属于夏商前后时期，约公元前2400~公元前1100年。随着八十年代对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专家研究，才开始揭开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国神秒面纱，震惊世界，享誉九州。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诗人李白都在《蜀道难》中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仙都懵逼了，何况我们？

古书载蚕丛氏是颛顼帝之后。颛顼（约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颛顼帝后，故约公元前2400年。

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 “高阳城在县西二十五里。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这就是说颛顼生于若水之野（蜀地），实处空桑。因辅佐东夷部落首领少昊有功，被封于高阳（今河南开封杞县高阳镇）。

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好在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堀，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之初露端倪。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其中黄金权杖和青铜雕像，最为引人注目，堪称稀世珍宝。这些珍宝，对研究三星堆时代、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信仰、科技和工艺等，都具有重大的实物价值。

至尊黄金权杖（距今约3000多年）。

古文献蜀王本纪中有关鱼凫王的记录，且与出土的黄金权杖上面的图示较符合。鸟，翱翔天空；鱼，深潜入水。这正好象征鱼凫王上天入地的神通。黄金权杖长143㎝，直径2.3㎝，重463g，是用金块捶打成金皮后再包裹在木杖上制成的。距专家推测，距今已有3000多年。

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青铜雕像，距今亦有3000多年，每一件都是青铜艺术珍宝。非语言所能形容，实物最具说服力，还是看图吧。

三星堆文明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的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古代文化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商以前，因蜀地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有一独特的意识形态环境，当受外界干扰时会奋力反抗至灭群，文明致此被灭。

百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三星堆二期距今三千二百年到四千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也就是记载中的柏灌、鱼凫时代，这是三星堆祭祀盛行的时期。

三星堆三期文化距今二千六百年到三千二百年，相当于中原的殷商末年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是记载中的杜宇时代。

根据挖出的青铜器研究，据说大概是在夏商前后的时代的，但是他具体来自何方？在历史中他是属于哪个国家，一直以来都还是个迷。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三星堆文明完全区别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它的发现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国，它与中原文明或者王朝不存在藩属国的隶属关系，完全是独立的政权和文存在的，自成一国。而且在历史上，这个古蜀国很强大，在商朝甲骨文中有商人与蜀人战斗的记载，但多无疾而终，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大量商朝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人类遗址重地，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之一。

“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等等文物给前去参观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三星堆的文化我们还是有些许的陌生，但是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三星堆有很多神秘的地方需要去发掘。

据悉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的历史了，蕴藏了丰富的古蜀文化。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被人们称之为“第九大奇迹”，它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对远古文明的探索有了新的线索。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震惊了海内外，但在它的发掘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谜团，这些谜团引起了考古界无数人的探究，有人说三星堆是外星人文明，也有人说三星堆发掘出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长得像外国人，属于外国文明。前段时间看开讲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幽默解答：三星堆绝对不是外星人的文明，不用研究，喜欢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外星人只降落在美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先王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三星堆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青铜面具，而且很多与眼睛有关的，最出名的就是那“千里眼顺风耳”，还有那硕大的铜眼形器、眼泡等文物，这些都与古蜀国的传说相吻合。

然而在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在遗址中发掘出权杖及其它青铜文物上没有文字，可能与三星堆文化所处上古历史阶段有关，因为那个时期尚没有成熟甲骨文文字，只是文字形成早期阶段。对于三星堆的历史文明直到现在还有各种说法，期待专家学者在不断的考察研究中揭开那些未知的谜题。

三星堆文化属什么年代？现在有一种潮流，凡在遗址范围内挖掘出的所有东东，不管是远古还是近代的，都会被粉丝们说成是远古时期的东东，好在三星堆並不复杂，首先其石器文化经测定是近4800年的(包括石钺，土坛罐之类，比二里头最早的坛罐要早）而一些青铜器物据当时的专家鉴定是3000年，后有北大什么教授说是3200年的，折中3100年吧， 关键点在于，其青铜元素检测却和埃及同时期高度一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基因检测了，因为那怕你完全按其配方进行的冶练，由于矿石的品位，杂质含量不一，其微量元素，没用的杂质含量，也是不可能达到一样的，更不要说其造型，图案没有一丝雷同於我国历史上任何画，雕，塑的风格，再从其出土大量印度洋所特有的贝壳来看，分明都是进口的泊来品，再青铜前有几百年的断代，青铜后又二千多年的断代，整个三星堆无一人体屍骨，所有考古学专家学者集体失声沉默，也仅是证明谁也不愿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道理。故三星堆仅有近4800年的石器文化而已，没有其它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三星堆文化约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期晚期文化，第二期为夏商间的文化，第三期为殷商文化，第四期为商末周初文化。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遗址和大批珍稀文物属于第三期文化。第一期距今4700年至4100年以前，第二、三期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以前，正当“夏商周年代工程”最近确定的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夏、商两代。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以实物证明了“古蜀”确有悠久的辉煌文化。大量的金、铜艺品证明当时三星堆古文明进步的程度并不低于中原的商周文明。

“古蜀文化”，是指我国四川地区上古时期的种文明，时间一般指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秦，大致可以包含四川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商周直到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古蜀文化因为文字材料太少，所以自古以来扑朔迷离。三星堆遗址和后来陆续发现的四川其他古蜀遗址，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综合分析，已经可以初步构架出战国以前四川地区古史概貌。

但也是由于“祭祀坑”的巨大影响和年代的确认，加之博物馆更多地以青铜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展览，便误导人们以为整个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就是“商代晚期”，而不知遗址中还有更多更早的历史文化存在。

实际上，目前出土的众多文物应该是“三星堆文明”消亡时的遗物，其制作年代肯定要更早一些。这也就说明华夏先祖在“三星堆”土地上生产生活的历史年代还要更早。早在什么时候呢？有观点认为应该在第二期，即夏至商初时期，但问题是考古界能承认商初有如此巨型精美的青铜礼器吗？何况“中原文化”的商代青铜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比三星堆的差；哪有时代更早的还更好越晚还越差呢？所以，对三星堆历史年代的确认可能还有争论下去。

四川三星堆是我国夏商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此外，夏商时期的遗址还有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金沙遗址等10余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据统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另外，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总重197.29克。其中，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双眉双眼皆镂空；可能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虎形金饰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动感强烈。最为珍贵的是包金权杖，长142厘米，杖上端有镌刻鱼纹、鸟纹和人头图。

成都金沙村也出土过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鱼纹带饰、四鸟绕日饰、蛙形饰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这些发现表明西南地区黄金比较流行。

有人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通天神树，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大概就是古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

崇拜太阳，是古代蜀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太阳神鸟金箔纹饰，生动记录了古蜀时代的太阳崇拜，这其中包含的更多信息还有待进一步了解。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以它的神秘和它的精致，再一次展示了古蜀人的智慧与魅力。

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 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显出灿烂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阁黑的澎湃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掩蔽着众多的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和改写巴蜀文化史上恢弘扬厉的一页的历史机遇。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猜测性的对比，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做“祭祀物坑”也许更恰当一些。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占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曾将旧文化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的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吗?

正是这些困难，引起研究工作者对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恒久的兴趣，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蜀文化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能够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1．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如果说宝墩文化所涵的六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阶段，那么，位于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着古蜀城邦国家典型建成的阶段。它对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威城市汇聚点等城市文明特征，是很好的解读参数。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礼仪性、威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的著名观点，这在三星堆古城址和祭祀坑遗址有鲜明的体现。他所述的城市具有“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征的认识。各派学者对于该古城文化特征是有争论的，或主张是蚕丛王时期，或主张是鱼凫时期，或主张是杜宇时期。我倒是从三星堆古国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工艺受到新的启迪：如果从早期城市的“磁体”和“容器”两大功能来看，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历史时期很长，它可以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兼容器”。这里有纵目人铜像为表征的采集狩猎时代的蚕丛文化的遗留，有鱼鹰形象为代表的渔猎时代的鱼凫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形象为代表的农业时代的杜宇文化的遗韵，是否还可能有开明兽的渊源呢?这也不是不可以猜测的问题。总之，我们需要跳出究竟是鱼凫时期还是杜宇时期的直线式思维的猜测，启迪我们用球型思维来思考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期文化层似应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石器到青铜时代、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代)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种族、民族通过交流、征服和文化激荡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晶，是发挥城市“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吸附巴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性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巴蜀文化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得以形成的最早的源头和过往的来程。 至于两个祭祀坑，既然是先后两个时期焚埋的，一个在殷墟早期，一个在殷墟晚期，则更可以说明这座古城至少曾经历过两次突发性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联系“蚕丛国破”和“杜字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这两次事件不都可以找到落脚点了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正说明这座古城及两个祭祀坑在先后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因素，不正是昭示着历史帷幕后蜀民族更替征伐、激荡交融的多幕壮阔的活剧吗?

2．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探索。 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俟藻扬葩的玉石雕琢，是三星堆文化结晶的明珠。它们构成古蜀国神秘的艺术世界，折射出古蜀人特异的文化心理。从文化学的深层次钩沉稽引历代蜀人所认同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心理，并把它同三星堆文化面貌相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但是又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它启发我们可以对蜀人心灵世界的传承和思维特征发展的脉络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师、女神、神树和各种青铜人面像乃至各种凤鸟、鱼凫饰件，太阳轮饰件，如果加以艺术的组合，不难看出，昌盛的泛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世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以鸟、珠、花为表征的日神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鸟母崇拜、杜主崇拜为特征的神楳文化。这两者构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妣并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张神楳文化是蜀人的特征的，但它对蜀人的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何影响，尚值得探讨。古有“焚巫■”的习俗，巫是女巫，旭是短仰、突胸、凸肚的畸异男人，在神权世界里，他们都可能是地位很高的人，这从甲骨文“焚黄”一词可以看出。三星堆众多的神人形象不难找到这两种面貌神异、能“地天通”的巫旭神人。由于它们的怪异形象在三星堆蜀人心目中畸重的分量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再地在后来成都平原出土的众多东汉说书俑形象和成都市区成汉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积淀不仅表现在蜀人的造型技艺里，也表现于蜀人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里。“山川风雨发其姿”，作为独立的文化区，巴蜀地区素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球型天才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李调元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能错综古今的文宗，都具有气势恢宏、纵横辩肆的艺术气质和“控引天地”、“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开阔胸襟以及铺张扬厉、追求浪漫、不师故辙的发散型开放性思维。这些特征均可以在三星堆人奇诡浪漫、怪诞夸张、不师故辙的造型艺术里找到它的源头。汉书．地理志说，蜀入学习经书的思维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贵慕权势”，“以文辞显于世”，重时事利禄的今文经学传统和重文学的传统是蜀人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神秘的三星堆艺术世界里，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过往来程和棻丝踪迹。

3．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出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之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例证以外，我们还可对若干文化细节加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东南亚文化，从西边的阿萨姆到东边的大洋洲，是否有亲疏程度不一的联系?它同中东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文化有无联系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独立创造了发展阶段相同、类型相似、性质相似的文化，这是当前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重点。 黎澍先生曾说：“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又得益于活动半径的扩展。如若祖祖辈辈固守一地，见闻不出乡里，不和异质文化接触，是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认识的。”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接触、交流、碰撞、激荡的历史信息，有待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描述、分析和比较的研究，进而进行某些概括，得出某些于我们现代蜀人有益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项需要花大力气的工作。特别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研究和总结三星堆文化遗产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开发和交流的历史经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谢邀~

一说到三星堆，就有“内行”跳出来说什么“考古学家失声”、“考古学家隐瞒”之类的，也是很搞笑了。本来一个好好的考古遗址，被搞成了阴谋论一样，着实令人齿冷。实际上，三星堆遗址发掘后，有考古简报、考古图录、考古研究著作发布或出版，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都能找到很多的相关资料，怎么就成了考古学家故意骗大家呢？

△三星堆遗址相关考古成果

接下来继续说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这里的文化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水平、有文化的意思，而是一个专门的考古学名词，即考古学文化，指的是分布在一定区域，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遗存。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也就是下面这张地图所展示的了，总面积12平方公里。遗迹种类包括：

城墙、城壕、祭祀坑、陶窑、房屋、墓葬。请注意，三星堆遗址中是有墓葬的，也有尸骨，所以有些人说“整个三星堆无一人体屍骨，所有考古学专家学者集体失声沉默”是很不负责的。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考古工作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遗物，将三星堆文化划分为前后6期，又通过跟周邻地区对比以及科技考古的手段，确定每一期的绝对年代，也就是大致相当于公元前多少多少年。

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也就是最早的一期，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非常接近，相当于夏代晚期，距今约3600年左右。三星堆第六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或西周初年，距今3000年左右。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前后延续了数百年，当然了，这么长的时间，它肯定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逐渐发展壮大到消亡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拿很多人感兴趣的三星堆的各式青铜器来说，这些铜器跟中原地区的差别较大，特别是神秘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甚至有人说，三星堆的铜器出现得比中原地区还要早。其实，这是因为把三星堆文化最早的年代等同于铜器出现的年代所造成的误会。

三星堆遗址的铜器主要来自于两座祭祀坑，而这俩祭祀坑的年代已经晚到相当于中原的殷墟一期、二期，也就是商代晚期了。换言之，它的铜器并不比中原早。另外三星堆的一些铜器跟中原的造型、纹饰都很像，二者之间存在文化交流，比如下面的这件青铜尊。

说了这么多，好像一下子把三星堆搞得“没意思”了。其实答主的本意，就是想说，请不要故弄玄虚。从专业角度讲，三星堆遗址考古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确实很独特，但是不能因此去冒充内行，把它说成一个“知识禁区”，这既不符合科学精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