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

那些收入较高的艺术家和职员，住在较为体面的居住区里，也许住在一排排的住房里，或者在半独立式的住宅里，宅前有一小块不大干净的草地，或者在狭窄的后院有一棵树，整个居住区虽然较为干净，但有一种使人厌烦的灰色气氛───这种体面几乎与穷人居住区里那种干脆直率的安葬邋遢一样地抑郁沉闷。说真的，它还不如穷人聚居区呢，因为在穷人聚居区里至少还有一点生活的气息和乐趣：街上时不时有个耍木偶戏的，摊贩们的闲聊，小酒店或小餐馆里哥们儿义气和同伙友谊的喧闹声，一句话，在穷人们居住的街道上有更多的相互交往和友好生活

对发源于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打上一个记号，给它一个价值。他们创立起全国性的商标牌子，他们控制国内市场，把一切背离大城市式样的东西说成是土里土气的、粗野而不文明的，更为可恨的，甚至说成是过时的、不合时代的。这个进程的最终目标将是使人类变成一个统一的、相同的、完全标准化的、被塑造成大城市式样的、习惯于消费控制者和调解者提供的那些商品的动物，为的是满足不断扩张中的那种经济的利益。

博物馆是经济上无限制掠夺的产物，正如游乐花园是经济上无限制消费的产物一样 各处都在无目的地收集埋藏着的艺术珍品和自然界的珍异物品；这是有组织的种植发生以前存在的一种原始的“采集经济”的心理状态。

真正成为你自己的无与伦比的自我；在无与伦比的风景地区建起你无与伦比的住宅；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王国中过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在这里，你私下里的一些幻想和物理的观念和欲望，都可以有权公开表达出来，总之，像当和尚那样从世俗社会中隐退下来，去过皇子一班的生活───这就是原来最早创造郊区的人们的目的和宗旨。

我丈夫早年有许多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广泛地游历一番，以便亲自去体验她伟大的文化和历史。那时他就认识到，对于一个想要探索欧洲文明的基础的人来说，了解中国的过去乃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若没有这一整套发明创造领先，古代城市根本无从形成其最终形式，因为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容纳各种容器的一个巨型容器。

就形式而言，村庄是由女人创造，因为无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女儿利用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人类许多更高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这些封建地主和主教比军阀更可怕，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组织制度的代理人，控制着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这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篇》中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成胚时期，是乌托邦的第一次闪现。

只有在城市中—在一种有效的规模和充分的连续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这些相互影响和交易，产生这些提议和对应

数千年来，城市居民一直忍受着不良的、有时则是很糟的卫生条件，辗转于他们本来有能力清除的垃圾和污物之中，因为清运垃圾污物总比经常行走在这些污物之间，呼吸那些臭气要好受得多。猪狗等许多动物尚且拚命使自身及其圈舍保持清洁，谁若能充分解释人类环境中这种对污脏状况莫不关心的事实，他就可能找到线索去解释为什么自市诞生5000年以来技术发展会如此缓慢，并且时有时无。

那些愿意为形成这个有机的和有人类特性的概念而贡献力量的思想家早已在开始工作了，正像早年伽利略、培根、笛卡儿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慨念所做的那样，当然，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概念已经是过时的，不能胜任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可能需要再过一两个世纪它们的贡献才能推翻我们的控制论上帝（Cybernetic Deity）并将生命的形象、力量和目的回归到我们生存的中心。

神袛与君主，这两个人物现在凭借皇权制成为事实，形成相互替身的关系。因为，统治者可以替天行道，以代神用权方式使自然界各种伟力人格化，又能让自己那个特定社区人格化，并且自己承担责任，确保这社区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生存。

公共喷泉或汲水站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地点，是大家会面和聊天的场所，因此，也是该地区传播新闻的地方，不下于茶楼酒店。今天的卫生学家和工程师们，到落后国家去，在原始的农村里为家家户户安装水管，传播他们熟悉的机械所创造的好处，却可悲地中断了这个社区的社会生活，这是难以补偿的。

技术方面的这种爆炸式发展，也引发了城市本身发生极其类似的爆炸...我们目睹了城市的又是在某种意义上退化为一种杂乱无章和不可预知的状态。简单地说，我们时代的文明正在失去人的控制，正在被文明自身的过分丰富的创造力所淹没，也正在被其自身的源泉和时机所淹没。无情地实行专制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已由于它们的制动器不灵而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正如貌似自由实则正在跌落的经济由于乘上控制的车辆而成为牺牲品一样。

民主国家在花钱建造公用设施方面常表现得过于吝啬，因为它的公民们感到钱是他们自己的。君主制国家和专制国家则比较慷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去掏其他民族的腰包。

当时人若想生存，就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某户、某庄园、某修道院，或某行业工会。没有团体的保护便谈不上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更谈不上履行共同生活的经常责任。总之，一个人从生到死始终须由他所属的阶级和社团来确定他的身份。

人们尽其全力，不去追求安全，平稳，或是来时的永世，而是追求人的一生之中尽其胆识所能获得和掌握的一切东西。

and I have demonstrated, I trust, that the city will have an even more significant part to play in the future than it has played in the past, if once the original disabilities that have accompanied it through history are sloughed off.

当19世纪人们开始建设新城镇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再想到中世纪的城镇了。老城镇里的生活已经慢慢干枯了，他们的城墙也成了个空壳，城里的一些机构也只是个空壳。今天，只有拿着这个空壳轻轻贴近耳边，象拿一个贝壳那样，才能隐隐约约听到这些过去空壳的呼啸声，当时城墙里面的生活曾是坚定的信仰和庄严地目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些戏剧性的对话，既是城市生活最充分的体现，又是它最终的辩词。同样道理，城市衰败最明显的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那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得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更庄重威严。这样一出戏剧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终场的。

这种自发的会议组织是在沿用中习惯形成的，它代表村名的一致意见，其职能主要不在于制定新的决定，而在于保证亘古以来约定俗成的那些规矩、决定的切实执行

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

半个世纪之前，法律的本质就是“可以预见的行为”，它在社会中是由一致的规则，一致的仲裁标准，一致的刑罚处治来实现的。而这些广泛的一致性则都是随着城市而产生的，它克服了许许多多无关紧要的各类地区间的差异

宇宙中的建筑石料之所以具有坚固耐久的特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所谓最灵妙的东西，常常只能存活几秒钟，如果它们占了优势是无法维持任何延续性的。因此，稳定性和经常的创造性都是必要的，一个城市最大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

游动和定居，人类生活就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摇摆不定。 正如卡尔·欧·索尔（Carl O.Sauer,1889—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新大陆人文地理权威）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一种特性。

后世一系列的城市组织形式，从庙宇到天文观测，从剧场到大学，都发端于先古时代人类围绕着古冢或岩画，围绕着某处巨岩或圣树丛举行的那些古老集会之中。 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这种能力同经济贸易一样，都是城市的基本标准之一，也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个证据，这同乡村那种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 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

像非洲残存至今的布什人（Bushman，在森林中居住和生活的一种黑人，如今南非还有其后代——译者注），就是以撑大肚皮的方法来作容器的。 新石器发明创造超过其以前文化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永久性的容器：这时期的一些方法、材料和形式，我们至今还在受用。 因为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容纳各种容器的一个巨型容器。

由此可见，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聚会的地点，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这种能力同经济贸易一样，都是城市的基本标准之一，也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个证据，这同乡村那种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

村庄的秩序和稳定性，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以及它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性，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即使这些东西在城市的过度发展中整个儿地丧失了，它们也仍会残存在寓所内或邻里之间。失去自己社区的认同和母爱，年轻人变得没有道德感，甚至他们身上那种能以使之充分人性化的能力都会消失，连同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第一个天职——爱抚和养育生灵——一起丧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