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影响了古代商人的地位？

就中国而言，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商人都有重要的参与，无论政治经济，事实上并没有大规模对于商人所谓末流地位的针对性说法。

目前的看法，士农工商之说始于管仲，他的说法并无地位上下之分，反而是平等的，都是国家根基。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而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实际上，士农工商区别阶级仅仅是儒家的理论而已，而儒家对于中国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看重农业，农民的地位肯定也必须抬高，无论事实上还是名义上都是如此。即使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仍然只是所谓末流。

另一方面商人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在物质并不充分的时代，本身并不生产物资的商人作用其实有限，而且商业以及商人本身对于利润的疯狂任何时代都是双刃剑。

综上所述，农业立国的国情，儒家坐而论道的文化，以及商人本身的一些特性，决定了古代统治者对于商人地位的打压。

一、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原因 1．政治方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2．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国家政策：统治者相对宽松的政策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 4．交通：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5．金融：货币、金融机构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二、中国古代商业 1、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人。

2、秦汉以来商业艰难发展：秦汉时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经商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不高。但还是有所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3、隋唐商业的发展：①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都市商业不断发展；②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出现了草市。③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飞钱类似后世的汇票；③城市繁荣：长安、洛阳、益州、扬州；④市场发展：城市中“市”（ 商业区：长安有东市、西市）“坊”（住宅区）分开，商业受空间限制；⑤规定“日中为市”，商业受时间限制；⑥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唐设市舶使。

4、宋元商业繁荣 ⑴表现：①城市繁荣，彻底打破“市”“坊”界限（这是隋唐城市和宋元城市的最大区别），“草市”比较普遍，商业活动不受空间限制；②出现了“早市”、“夜市”，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③商业交换品种迅速增加，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投向市场；④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出现并推广；⑤出现娱乐场所：勾栏和瓦肆；⑥贸易发达：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发达。

⑵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的原因：①宋朝结束分裂、元完成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②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③ZF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④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⑤纸币的出现和应用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⑶宋朝时期“商业革命”的表现：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城市人口激增；商业中心崛起；海外贸易兴盛；纸币——交子的出现。

⑷宋朝的“商业革命”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的原因：传统的自然经济阻碍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地方缺失自主性；理学的保守性（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使社会思想限于僵化；中国是大陆文明体系，缺少海洋文明的进取精神。

5、明清时期商业发展： “明清时期”ZF对商人征收沉重的商税，并施行种种压制政策，相比于宋元，有明显的退步。但明清时期商业还是得到一定的发展。 ⑴表现：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①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②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③白银成为主要货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④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⑤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缓慢的发展。 ⑵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新特点：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出现地域性的商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缓慢的发展。 ⑶徽商（安徽新安商人）与晋商在明清时闻名全国的原因：①徽商与晋商都以经营盐业起家；②积累起商业资本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行业；③还办金融机构，甚至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国外，积累起巨额财富；④徽商与晋商是全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大商帮。

三、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古代城市功能变化的分界线：以北宋为分水岭，之前的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意义更大，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经济意义居从属地位。北宋之后大城市的经济意义逐渐增大，以经济功能为主。

（一）汉唐时期的城市特征是： 1．绝大多数城市是因为属于各地政治中心而建设起来。地方上的中小城市也多因为是各地郡县治所而发展起来。 2．这时期的城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 3．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二）宋元时期的市镇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市镇商业的繁荣。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 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市镇。其中，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是最著名的四大商业名镇。

（三）繁荣的大城市在古代是发展的原因：第一，作为政治中心、军事重镇；第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繁荣；第三，人口增多聚集；第四，交通便利发达；第五，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第六，自然条件优越。 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等大城市，曾作为国家首都的大城市，往往具有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商业中心的多种功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而且经济中心的地位愈来愈高。 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催生了一批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尤其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四）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①城市发展加快；②出现专业化城市﹙如景德镇﹚；③经济功能加强,生产性(或商业性)突出；④城市产生资本主义萌芽；⑤主要分布在江南的东南沿海和长江两岸。其中，出现专业化城市、经济功能加强、城市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新特点（或新突破）。

（五）古代城镇发展的特点：①对政治中心的依附性渐减，趋向生产性和商业性。②ZF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没变。③政治和经济格局变更影响城市商业活动。 四、领先世界的古代手工业 ﹙一﹚官营手工业： 1、夏商周时期我国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并由官府垄断（“工商食官”）；

2、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此后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成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三种主要经营形态； 3、官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广泛，规模庞大，分工细致，代表生产技艺的最高水平，明代前期以前一直占据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⑴特点：ZF经营，集中的大作坊生产，生产规模大；产品主要是武器和官府的生活用品，产品质量最好；生产技术领先于世界。 ⑵影响：官营手工业在手工业中长期居主导地位，对盐铁等商品实行专营，限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以征发民间手工业者为主要劳动力，限制了农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4、私营手工业 私营手工业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唐代以前主要以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进行，唐宋以来私营手工业显著发展，到明朝中叶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某些部门开始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工受值”式的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

最大的就是商鞅变法以后尤其是秦帝国统一以后，商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此之前，商人的地位都很正面，比如被称为商圣的范蠡，辅佐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报仇雪恨以后功成身退带西施泛游西湖。

战国七雄尤其是魏国和齐国都用商业竞争的方式打败过别的国家，或削弱某些诸侯国的实力。

实际上吕不韦也是著名的商人，因为他的投机行为差点让后人给秦始皇认错了祖宗。秦始皇最终杀了吕不韦，其实是有政治目的的。秦始皇是想告诉天下，商人应该本分点儿，不要干涉国家的政治权力。相关历史请关注史记。

商人目前地位当然是受人尊敬，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企业家，比如“国民爸爸马云”，“国民老公王思聪”还有很多。

可古代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变成统一的秦帝国以后，“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贯穿了我们的古代历史，先秦之前我们有了简单的涉猎。

我们就以汉朝为例谈一下

汉朝的统治者为了实现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型，干了三件事儿，就是赐民以爵、削藩和打压豪族。

那么，削藩和打压豪族之后，导致了社会基层的组织真空，商人乘虚而入，按倒葫芦起来瓢，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吐槽商人，说他们“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意思就是做买卖赚了钱，就去买地。真是讨厌。那说到这儿，你肯定想到咱经常听到的内容，就是地主老财兼并土地，农民失去土地，然后造反，王朝兴替，周而复始。这个说法，靠谱吗？

商人和地主的区别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想这个问题。什么角度呢？就是社会资本的角度。

假如你是个自耕农，连续两三年遇到灾年，借的钱还不上，土地就没有了，只好去当佃户。你的地主是本村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商人？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地主是本村土生土长的，那地主和你很可能沾亲带故，彼此也知根知底。

这个知根知底、彼此了解，很重要。咱们说一个人穷，这个穷也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金上的穷，那你在朋友亲戚那儿借点钱很容易；第二个阶段是信用上的穷，借钱借不到了；第三个是意志上的穷，你自己都认命了，也就潦倒了，一蹶不振了，街坊亲戚看见你都绕着走，招呼都不打。

那么，如果地主和你是小时候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那你在穷的第一阶段，地主就会帮你。今年租子交不上，他会给你延期。但如果你的地主是外来的商人，那就没有这份信任和感情。他很可能逼你卖儿卖女把租子交上，然后地也不租给你了。另外，因为商人被国家各种打压，他的成本和风险就高，这个被人为抬高的成本和风险，他必然要转嫁到你头上。然后，你连个佃户都当不成了。

你看，虽然你穷得失去了土地，给别人当佃户。但是给谁当佃户却大有讲究。给外来的商人当佃户，一是他和你不熟悉，又注重眼前利益；二是租子交得高，你得保证收成，稍有闪失，你很容易就去失租佃权，成为流民。

按照秦晖老师的研究，历朝历代的农民造反，主力军都是这样的流民，而不是佃户。贫穷、失去土地本身，并不会逼得老百姓造反。失去租佃权才是要命的事情。所以说，失地不是问题，社会资本缺失造成的失佃，才会引发社会动荡。

那么，在农村，谁是社会资本的提供者呢？谁会为广大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呢？就是富人、能人，也就是皇帝极力打击的豪族。豪族就像土壤。土壤流失了，雨水也就保不住了。这是汉朝皇帝打压豪族带来的最大危害。

虽然汉朝整个看来，农民的赋税很轻，但赋税越是轻，商人买地的热情就越高；而朝廷对商人打压得越厉害，商人对佃户的田租也就越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到了西汉末年，朝廷不得不对田租进行减免，搞得自己财政也困难，但还是造成了遍地流民的局面，赤眉军，就是这么起来的。

咱们老祖宗，很早就明白了治水宜疏不宜堵的道理。但是在社会治理上，却没有这样的见识，总是抑商重农。然而，追求利润是人的天性，和水要往下流是一样的。你越是堵，越是压制，就像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那样只知道堵，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周期性的决堤、泛滥。

说起来，汉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大王朝，至今我们还是以汉人自居。汉朝，征服西域、在朝鲜和越南设郡。这些都不说了，匈奴杀了咱一个使者，陈汤一直追到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把人家单于杀了才解恨。但是，汉朝每年铸造货币的量，只有宋朝的1/20。

回顾中国的历史，你会对一件事情特别有感触，就是歧视商业、歧视商人，真是给咱们中国人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

汉朝的抑商政策

好，闲话少叙。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汉朝统治者都是怎么折腾商人的。

汉朝统治者对商人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打匈奴，那就要修堡垒，要运粮草。相当于推个独轮车支前吧。那这些脏活累活找谁来干呢？汉武帝就发了个七科谪。说以下七种人都给我去干这个！这七种人是：犯罪的官员、亡命徒（脱离本籍的人）、赘婿（等于自卖为奴）、商人、原商人、父母为商人、祖父亲为商人。皇帝对商人有多恨，也可想而知了。

除了遇到事儿了，就折腾商人、原商人、商人的儿子和孙子之外，在税收上，朝廷也对商人阶级进行歧视性征收。比如财产税，农民是一万钱征一算，商人是两千钱就征一算。差了五倍。

除了这些之外，法律上也不一样。汉武帝期间，他重用酷吏，跑到各地去鸡蛋里挑骨头，富人犯一丢丢小错，就往死里整。当时，最过分的是河内太守王温舒，这也是上了史书的著名酷吏。他一下子抓了一千多个豪强地主，全部公开处以极刑，据说把十几里的河水都染红了。

把诸侯都削藩，把豪族都迁走。现在，又这么打压商人。那么可想而知，在农村基层，提供社会资本的人就没有了。流民遍地、盗贼横行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但是，当时的统治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商人豪族欺负农民的后果。怎么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田租已经低到1/30，不能再低了，那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朝廷出面和商人抢生意。这就是盐铁专营、平准均输的由来。

盐铁专卖这个好理解。就是盐和铁必须由朝廷出面搞，私人不许染指。

拿铁来说吧，朝廷在铁矿上设置个机构，叫“铁官”，全国一共设了50多所铁官。这个直接归朝廷管。那么朝廷就把犯人啊、服徭役的百姓啊派到那里去采矿炼铁，再交给专业的铁匠打造成产品，对外销售。那没有铁的地方怎么办呢？没有铁的地方，也设机构，叫“小铁匠”，负责回收废铁再铸造。但是，“小铁匠”买卖小，朝廷看不上，这个由郡县管理。

盐呢？盐和铁不一样。盐以前谁煮盐还是他煮，但煮完不许他卖给别人，只许卖给朝廷。再由朝廷统一高价卖给民众。

盐铁专卖下来，就是平准均输。这个平准均输，就是粮食便宜啦，朝廷出面收购，粮食涨价啦，朝廷往市场上投放储备以平抑物价。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和城里人吃不起饭；另一方面呢，低买高卖朝廷也能赚不少钱。总之，就是好赚钱的买卖，不许商人染指。

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狠的是告缗令。

什么是告缗令呢？前面不是说了吗，朝廷要征财产税嘛！农民有1万个铜钱，那就要交1算，也就是120个铜钱，这么着，税率是1.2%。可是商人呢，每2000个铜钱就得交一算，税率达到6%。

那么，这么重的税率，商人要是少报瞒报自己有多少钱怎么办呢？告缗令就是管这个用的。这个法令规定，少报瞒报财产的，一旦被抓，财产全部没收，罪犯发配边疆当兵一年。那朝廷怎么知道谁少报瞒报了呢？那就鼓励举报。作为奖励，举报人可以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一出，结果可想而知。本来朝廷就是要把商人往死里坑。现在，竞争对手、仇人、贪财的，有的没的都去举报，反正诬告也不会受罚。这么一来，不要说富人了，连中等之家也难以幸免，全都成了被告发的对象。

可想而知，在所有的政策中，告缗令对富人的打击是最大的，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把富人全部干掉后，穷人的境遇怎么样呢？司马迁说武帝时“户口减半”，全国一下子少了几千万人。少这么多人，当然不是打匈奴战死的。户口减半不是因为人都死了，而是人都跑了，变成政府无法完成注册登记的流民。当然，司马迁对汉武帝恨之入骨，因为受了宫刑嘛！夸大其词也是有的。但是武帝时国内流民遍地，盗贼滋生，却也是事实。

所以，把基层的社会组织者干掉之后，整个社会就像是土壤流失，雨水也保不住了。

篇幅原因其它

其它朝代类似，虽然备受打压，对商业来我们也有几次发展高潮，首先说唐宋尤其是宋朝，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机缘，宋朝一直是个在中国历史中特殊的存在，一副《清明上河图》体现了发达的国家经济。

其次就是明清，明万历以后我们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后来因为大航海导致大量白银流入加上其它复杂的政治原因，让明清两朝最终走向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最后就是晚清和民国的洋务运动和民族轻工业伴随着我们国家被侵略和我们商人反击的历史。可以看类似《胡雪岩》《大染坊》《乔家大院》等电视剧，那里面有精彩描述。

从我们自己的发展可以看出，因为打击商人的国策，导致商人必须要跟当权者保持一些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才能发展，《大染坊》里有句台词好像这么说的：“人家把商人当成会下金蛋的鸡，大力补贴扶持贸易，我们国家把商人当成了问题进行打压甚至还要抽税”。

当然，现在好了，我们有强大的国家和非常好的政策，“中国制造”享誉全球。

希望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深化改革，落实政策，相信我们一定会有美好强大的未来。

在古代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是比较低的，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商人的法律地位大大降低，排在四民之末，备受歧视。

自秦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都延续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商人地位。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统治者始终要重农抑商呢？

第一，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农耕经济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农业事关国家赋税征收，至关重要。在统治者看来，商业不能像农业那样直接生产出粮食布匹，产生社会财富，不利于富贵强兵，自然受到压制和歧视。

第二，农民思想保守封闭，流动性少，较为服从统治。而商人四处流动做生意，在统治者眼中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自然要进行打击。

其三，国家打击私营商业的另一目的，也是想通过官营商业把经商的巨大利润转为国家所有，增加财政收入。@每天了解一点历史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把人民分为四等，分别为“士农工商”，封建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处于最末端的。士：指的就是读书人，士大夫。读书人是有机会当官，成为统治阶级的，因此，士被排在了第一位。农：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平民大多是农民，而统治阶级的财富大都来自于农民的赋税，所以统治者会鼓励平民务农，农民的地位自然会更高。工：指的是百工，也就是干技术活的。这些人不直接参与粮食生产，但很多地方却离不开他们。比如制作衣物，陶瓷等等。商：指的就是商人了。在古代士大夫眼里，商人就是投机者，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实际价值，因此地位低下。只所以造成这样的排法，是因为2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王朝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政策。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基于上述考虑，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坚决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抑制商人，削弱他们对自己统治的威胁。

商人并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

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分工。

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交易。

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对交易的需求本来就低，所以商人的作用也就不显眼。

当然，中国古代有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实体经济，这些人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像现在。

专业化分工不强，商品交易不重要，商人地位低，此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货币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是很低的。政府收税主要是实物税，或者徭役兵役。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货币代替？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强。

这个和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采取这种分封制？就是为了在专业化分工极地，货币化程度不强的时候，统治者实行有效率的生产和掠夺。这个时候西欧也是反商业的。

不过，商人在西欧比在中国地位高一点，因为西欧是分裂的，而且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需要不同地方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交易。

当然，这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的，真实的世界里，商人还能属于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只是社会地位比较低。

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历史课本说的，“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便于征兵打仗。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掠夺性”的，也就是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不是自己去生产，而是去掠夺。这个掠夺的资格，就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再有钱的人，官员一句话，就通过权力让你一贫如洗。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不保护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激励。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社会对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的交易的需求得到提高，这些人在生产中的作用用来越大，自然地位就高了；此外，这个社会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有效激励，变得有利可图，同样是获取财富，当官的优势不是那么显著，商人的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了。

商人地位低这跟秦始皇和汉武帝有关系，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商人地位非常低，跟逃犯相提并论。秦始皇还把商人当成了需要除掉的“五蠢”之一。

原因大致有三

一.商人不纳税，对国家而言没有用处。

二.秦朝法家治国，重耕战，子民只需耕地，打仗。

三.为社会跟统治稳定，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因灾荒农民不耕地了就叫流民，流民变会产生强盗，若有人振臂一呼就会成为叛军。所以历朝历代都把治灾当成头等大事，一场天灾，形成的流民就可能动摇社会的根基。而商人恰恰跟流民性质一样。

众所周知，古代的赋税非常重，国库是否充盈，就看赋税了。你种田要交赋税，就连成年人也要。只有商人越富。虽然拿着大量钱财，但却从来不对国家做贡献，这一点，让秦始皇无法容忍，他的心里就十分不满。还有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的时期商人，就是刀下的鱼肉，基本上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这两个皇帝对商人的看法影响到了后世中，商人的地位。在英明神武的皇帝看来，如果国家缺钱了，那么商人就是移动钱包，因此，他们也就成了牺牲的对象。

直到宋朝时期建立了商业税的体质之后，商人的地位才有了渐渐的改变，所以说，宋朝的商人是比较幸运的。地位明显的提高。所以宋朝算的上最有钱的朝代了。肯定的是，在其他朝代商人的地位真的不高

轻商甚至贱商的社会氛围是最重要的抑制因素，其次政治动荡不安，治安环境，交通设施，货币交易不便捷，生产和交易和的能力都是抑制的重要因素

因素：①发展基础。农业发展带来农产品的增加和农民的富裕，手工业发展带来手工业产品的增加，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需要交换，这个过程就是商人通过商业完成的。所以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基础。②国家的政局。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有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反之，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止，就会严重影响商品交换的进行。③交通条件。比如，秦朝修筑驰道、隋朝开通大运河和元朝疏浚大运河，这都有利于国内贸易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④货币发展。货币的统一，纸币的出现，便利了商品交换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⑤政府政策。长期以来统治者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清朝统治者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都严重阻碍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南宋统治者鼓励海外贸易带来了南宋时海外贸易的兴盛古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而儒家把人分成四等，士农工商。商就是商人，阶层的最底层。他们不是穷人，但社会地位却是最低的。是因为那时的人的价值观念和现在的物质社会价值观念不一样。

所以以上所说的因素，我觉得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最为关键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社会普遍存在四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商人在古代可以说备受歧视，虽然自己有钱，但不能随便穿丝绸的衣服，子孙也不能入朝为官，而且经常会面临被封建统治者抄家的危险。

到了明清的时期，商人的地位开始慢慢上升，清朝更是出现“红顶商人”，商人也可以参与国家的建设治理，经过改革开放到了二十一世纪，商人的地位简直处于社会的最顶层，为什么商人从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自己的地位会出现飞跃式的上升。

1、儒家思想的束缚

在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坦诚相待，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无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时间一长，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2、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是讲究“男耕女织”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自然对贸易需求大大降低，因此在古代商品贸易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加上交通不发达，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货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简直就是流浪人员一般，古代人讲究安稳，希望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对于货郎这些人自然不会高看一眼。

3、货币不发达

商人贸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货币的支持，秦汉时期钱币主要是金属的货币，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不仅财务不安全，贸易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钱粪土，清高的读书人自然会嗤之以鼻。而且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封建统治者最怕别人造反，一旦有人富可敌国，谁都保不准他会干什么事，如果他资助了造反的乱贼，皇帝又要换了别人来做。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进入到新时代，一个国家的繁荣自然要靠经济来带动，需要商人来建设国家，因此在新世纪，商人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更多人想做生意当商人，更想挣非常多的钱。

千百年来的儒家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心中。

1.儒家思想的束缚

在古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儒家学说来统治人民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与人诚信、坦诚相待，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与儒家学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无奸不商”更是揭露出商人的真面目，因此为了宣扬儒家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必须对奸诈的商人进行打压，时间一长，商人的地位自然就非常低。

2.封建社会是农耕文明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是讲究“男耕女织”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只为吃饱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自然对贸易需求大大降低，因此在古代商品贸易经济并没有高度发展，加上交通不发达，贸易的距离只能小范围的进行，更多的商人只是以“货郎”的身份走街串巷贩卖物品，为了做生意经常居无定所，简直就是流浪人员一般，古代人讲究安稳，希望读书将来好中状元，对于货郎这些人自然不会高看一眼。

3.货币不发达

商人贸易最重要就是要有货币的支持，秦汉时期钱币主要是金属的货币，一千贯串在一起都有几十斤重，不仅财务不安全，贸易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商人一生追求笨重的金钱粪土，清高的读书人自然会嗤之以鼻。而且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封建统治者最怕别人造反，一旦有人富可敌国，谁都保不准他会干什么事，如果他资助了造反的乱贼，皇帝又要换了别人来做。

商鞅的耕战思想指导下，重农抑商政策出台，奠定古人抑制商业的开端，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更有朝代规定商人不可“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然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榜下捉婿”“三言二拍”，商人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

农业社会，以种田为生，而商人投机打靶，就是一个二道贩子，不从事具体劳作，就是把一个地方压低价，买到另一个地方要高价。甚至有些发国难财，故意囤积，造成商品价格高得离谱，民不聊生。自然地位不高。

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以读书为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回答起来需要剖析很多东西，不过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结论：根本原因是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

古代商人地位低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必然，世界范围内不只有中国的商人没地位，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很多人将其归咎为：儒家思想的重农抑商精神。事实上错误的，最先提出重农抑商的不是儒家，是法家。而儒家，恰恰是为了把自己推上正统而去应合的重农抑商。

法家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学派，它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使国家上下一条心，如何使国家强大。它和用爱发电、整天到处用价值观去感化别人停止战争的学派不同，它的目的是扶植起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以战止战，统一天下！

所以这种学派提出的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会比较偏向务实，这是我说重农抑商是历史必然的一个体现：因为法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商业对统一国家造成的侵蚀作用。

如今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抨击重农抑商，但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

下面我将重点讲述重农抑商为何是当时的历史必然。

我先给大家设定一个例子：商人在农业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农民在游牧社会里扮演的角色------不合时宜。

商人是以商业为主业的一个阶层。

什么是商业？有没有人尝试本质地去理解商业？商业说白了就是：交换；就是互通有无，我拿你没有的东西，去换你有而且我又需要的东西，就叫商业。

但是单靠以物易物发展不了商业，所以一般等价物诞生了，在一般等价物诞生之前的商业都是非常原始低级的，一般等价物轻质化后，商业才慢慢的变的高端。

所以一般等价物不断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便利。最后，货币出现了。

但是，古时候的货币是金属货币，金属可不是一个高产的东西，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金属铜它即是货币，又是生产资料，所以古时候的货币产量是非常低的，你不要被电视剧里动辄几百万惯铜钱的片段给骗了。

因为产量低，所以货币并不能被古时候的国家普及，有很多农民事实上手里掌握的货币非常少，哪怕是到了唐宋时期，山野乡村之间以物易物的现象都还是很普遍的。

所以，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征收赋税是不可能征收货币税的。

古时候征税不征货币，那征什么？

征实物，一般时候的税赋以两种实物组成：粮食、布帛。

所以古时候的粮食、布帛在部分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依然在长期充当一般等价物。

而政府征收赋税的方式又决定了：只有能在事实上生产实物的人群才是国家的根本。

法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们主张的政治改革中就非常具有针对性了：编户齐民----实行户籍制度。

干什么用？用作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凭据。

为了有效得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你必须得控制这些人，把他们捆绑在土地上。

于是形成了一套户籍制度和兵役制度。农民，不仅成为了社会上实物财富的创造者，还成为了国家徭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以此达到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这就是法家的算盘。

但这还不够，因为社会上还有一群经商的人，他们不直接产出实物价值，却通过将一个地区的特产运到另外一个地区来获利，如果这群人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从事实物生产的人越来越少？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学派，没有人能意识的到依靠市场来调节生产。

同时，这些人走南闯北，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力会减弱？你这些人整天走来走去，我怎么征发徭役和兵役呀？

于是，法家又提出了“重农抑商”。

通过打击商人的社会地位来组止社会人员流向这个行业。

所以说，商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等到货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货币产量越来越多，商品经济繁荣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才开始慢慢上升。

中国从唐代的时候才开始实行货币税，但是不普遍。明朝的一条鞭法才开始正式实行货币税，在此之前，国家征税一只以实物为主，这个时候虽然重农抑商观念尤存，但是货币税实行不久后，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便是商人的地位和货币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