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讲得是什么故事？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长篇代表作，在1997年获得了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呈现：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等。

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在今年4月份播出，由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李洪涛、戈治均、雷佳音、翟天临、李沁、姬他、邓伦、王骁、孙铱领衔主演。

这篇小说是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缩影，讲述了原上的白姓和鹿姓两个家族的世代纷争，故事时间线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小说讲述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浓郁的关中风情，经历了土地变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塑造鲜明、饱满，叙事形式加入魔幻色彩，模糊了生与死、人与鬼的冲突，从而展现出很多人性深处的东西，将人性的悲剧和苦难放大，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

小说以白嘉轩为叙事主体，白家沿袭村里的族长，老族长过世后，白嘉轩接任了族长一职，鹿子霖代表的鹿家却处处与白家作对，鹿三是白家的长工，对白家忠心耿耿。

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人的生活。

白嘉轩之子：白孝文、白孝武、白灵。

鹿子霖之子：鹿兆鹏、鹿兆海

鹿三之子：黑娃

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外出做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不得已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黑娃离开后鹿子霖、白孝文先后侮辱了田小娥，白孝文在此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白孝文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在外求学后加入革命军，鹿兆鹏和白灵加入了共产党，后相爱育有一子，鹿兆海加入国民军，在两军交战时战死。

前一个月刚刚看完了《白鹿原》这本书，看完之后就立刻去看电视了，看得是张嘉译那一版的，感觉差距很大，原著的很多味道都拍掉了。

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白鹿原》这本书吧！

书中讲述中国从清末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系列的事情，书中的人物经历了清末，北伐，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白鹿原》当中的白是指族长白嘉轩的家族，鹿指的是原上有名乡绅鹿子霖的家族，两家人就像原上的两只猛虎一样，拼命地争斗，一山岂容二虎，哪怕一公一母？

族长白嘉轩自出生以来就克死自己的妻子，接连娶了六个妻子，结果六娶六丧，并且急死了自己的父亲，但是白嘉轩的母亲就是不幸这个邪，哪怕卖家卖地卖车买马也要帮儿子娶到媳妇，最后娶到了仙草，并且更加奇怪的是，仙草居然和白嘉轩同床的时候居然活了下来，仙草是白嘉轩的妻子，也是白嘉轩的一剂灵药，时时刻刻滋润着白嘉轩，这就是《白鹿原》的开头，也是故事的第一部分。

白嘉轩在书是一个顽固，永不屈服，勤劳勇敢，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心守护族人和土地，有远见和见识的封建地主，他是封建的代表人物。

他的出生就代表着他的使命，他的父亲是白鹿原上的族长，父亲死后，他直接继承了族长，守护整个白鹿原。他要做到的就是让白鹿原和外界永远保持封闭，与世隔绝，让原上的人都能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生生不息。白鹿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他能自己自足，就像桃花源一样。

族长白嘉轩为了原上能变得更好，想实现大同社会，就和姐夫朱先生制定了乡约，刻在祖宗面前，警示着后人，要求后人按照乡约来做。白嘉轩对待任何人都是仁慈和友好的，特别是对他忠心耿耿的长工鹿三。

鹿三的儿子黑娃没有学了，白嘉轩就帮他付了上学的粮食，但是黑娃不思图报，总觉得白嘉轩腰挺得太直了，黑娃不想像他爹一样帮白嘉轩一辈子做长工，后来就自己跑到了别的村子。黑娃看上了别的村子里面老爷的妾田小娥，田小娥生性浪荡，和黑娃你情我愿的，但这种爱情在白鹿原当中不被允许的，黑娃被父亲鹿三赶出了家门，和田小娥住在破烂的窑洞里面。

和白家做了一辈子对手的是鹿家，也就是鹿子霖的家族，他也是白鹿原上的核心家庭，总想着抢夺白嘉轩的族长之位，总是和白家攀比，从中间使绊子为难白家，鹿子霖生了两个儿子，都比较争气，大儿子鹿兆鹏，小儿子鹿兆海。而白嘉轩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白孝文，小儿子白孝武，还有女儿白灵。

为了更好的斗死白家，鹿子霖心生一计，用田小鹅用色诱白嘉轩，让他名声扫地，结果不出鹿子霖所料，白孝文被白嘉轩赶出了家庭，并且断绝了关系。鹿三实在是看不惯田小娥祸害这么多人，就把田小鹅杀害了。这是故事的第二部分。

故事的第三部分就是自从田小娥死后，白鹿原就面对着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干旱，饥荒，寒冷，国民党夺粮食等等事件，但是最后一一渡过了。

在故事的最后，就如鹿子霖所说的那样，斗了一辈子，“鹿家最后还是输给了白家。”最后鹿子霖的大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都死了，只留得他一个孤家寡人，他也被当作典型被人嘲笑，一切烟消云散，最后疯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屎尿都结成了冰，死得相当凄惨。

但是对于白嘉轩来说，他从来也没有赢过，也从来没有想过去赢鹿子霖，他只是想坚守好这片土地罢了，和鹿子霖的争斗也只是万不得已罢了。白嘉轩也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仙草和女儿白灵，大儿子白孝文也是一个忘恩负义，不讲道义，道德败坏的人，他也没有赢。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人生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又何必娶斗个你死我活了！当然，除了争斗之外，还有书中还有许多打动人的东西。

这是一部描述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两大家族、三代人、时间跨度从清末到解放后，半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的长篇小说。

白嘉轩与鹿子霖分别为两大家族的核心人物。

在白鹿原上，白家因为是族中老大，故世袭族长一职。只是人丁不够兴旺，总是一脉单传。

白秉德老汉的儿子白嘉轩，年轻时颇为不顺，他六娶六丧。

为了传宗接代，家里变卖了大部分家产，父亲也在这期间得了急病死去。

在一个雪天，白嘉轩无意中在一块土地上发现了一个秘密。经姐夫指点，得知那是白鹿原上的精灵所化。

为了把那块原本属于鹿子霖家的地弄到手，白嘉轩颇费了一番心思，终如所愿。而后他娶了第七任妻子吴仙草，命运由此一帆风顺。

他从种植罂粟开始，换来了大量银元。妻子也一口气给他生下了两个儿子:孝文、孝武。人财两旺的日子显得热气腾腾的。

不久，白嘉轩与鹿子霖因为争买寡妇家的土地而大打出手。

在冷先生的劝解和白嘉轩的姐夫——关中大儒朱先生的调解下，重归于好，并共同帮助寡妇度过难关。从此，白鹿村也有了“仁义村”的美誉。

接替族长一职的白嘉轩致富后，开始牵头重修祠堂，并在村里建学堂，让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这让他的声望日增。

祠堂建成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开办白鹿书院，深受一方百姓爱戴的朱先生亲自拟就乡约，让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有了行为规范。

白家的人口继续增加，有了三个儿子后，又添了女儿白灵，她更是白嘉轩的心头肉。

接下来，清朝灭亡，民国取而代之。始终感觉被白嘉轩压了一头的鹿子霖，这回可算扬眉吐气了，因为他当上了乡保障所的乡约。

鹿子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向村民们征收新增的印章税。这对穷苦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

白嘉轩暗中组织，掀起了一场万人抗议的运动。后来，他又在祠堂处置赌鬼，安抚他们的家人，威望进一步得到提高。

白嘉轩敦厚仁义，视长工鹿三为自家兄弟，曾出资让鹿三的儿子黑娃去上学。

奈何黑娃总觉得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直了，在他面前感觉拘束，宁愿出去打工扛活。

在打工期间，黑娃迷上了东家郭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

田小娥骨子里充满了反叛与抗争精神，她敢于冲破封建樊篱的约束，和黑娃走到一起。

事情败露后，她被休回娘家。黑娃费劲周折，带小娥回了原上。

当然，他俩的爱情在封建思想严重的村里注定是不被祝福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人开始幸福的生活。

他们在远离村庄的破窑里白手起家，把苦涩的日子过得甜蜜无比。

对这种生活，唯有一人是羡慕的，那就是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

兆鹏是个接受过新学教育的有志青年，他向往自由恋爱，却被父亲指婚，令其娶冷先生的大女儿为媳。

说起冷先生，他是镇上有名的中医，与白、鹿两家皆为世交。

为了达到平衡和亲上加亲的关系，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兆鹏和孝武。

鹿兆鹏抗争，却被父亲三巴掌打进婚房，只在新婚之夜履行了一下作为丈夫的义务，从此誓不回家。

时局混乱，原上的军阀来了一批，又换了一拨。有着新思想的兆鹏和弟弟兆海以及白灵都加入了革命。

白鹿原在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鹿兆鹏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风搅雪”运动。

以黑娃为首的三十六兄弟积极参与，以农协的名义铡恶霸，砸乡约条文，甚至连鹿子霖也被游街示众。

其后，国民党开始疯狂报复。兆鹏机智逃脱。黑娃也在他的介绍下投奔革命军，凭着过硬的本领，成了旅长的贴身警卫。

这时，好色的鹿子霖却利用田小娥救黑娃心切的心理，把策反工作做到了她的床上。

洞知此事的白嘉轩，将田小娥与替罪羊绑在祠堂里，施以刺刷之刑。

这无疑是打了鹿子霖的脸。于是他设计，让田小娥色诱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

再说，革命失败后，黑娃沦为土匪头子，他指使手下抢劫白、鹿两家。鹿子霖的父亲死于这场劫难，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也被打成了驼背。

相比驼背，有个更大的灾难差点将白嘉轩打倒，因为他发现了孝文与小娥的秘密。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白嘉轩，又一次在祠堂施起了刺刷之刑。

这一回，对象却是自己曾寄予厚望的长子。

被父亲鄙弃的白孝文索性破罐子破摔，颜面、亲情，他统统不要了。

父子俩似乎在进行一场博弈，互相较着劲。在大饥荒中，他将分家所得的田地、房子都卖给了鹿子霖，转手就进了田小娥的破窑。

他扔下家中因断粮而饿得全身浮肿的妻子，甚至在她饿死时也不屑一顾。

他整日沉迷于小娥的温柔乡中，两人一起吸食大麻，直到花光了最后一文钱，落到出门乞讨的地步，如野狗般地苟活着。

后来，却又是鹿子霖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举荐他去了县上的保安团，从此命运再次发生逆转。

田小娥，却被自己的公公鹿三刺死在床上，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人是个祸害。

而原上，先后经历了大旱、饥荒、瘟疫，一次次把人们逼到了绝境。

鹿三老婆，仙草等人都死于这场瘟疫。好在，一场大雪，让人们又缓了过来。

白灵，随着革命的洗礼，也越来越成熟，她成了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她被指令与人假扮夫妻。

出人意料的是，对方竟然是兆鹏。

因为共同的信仰和一起经受的考验，让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而结合。只是，她最后竟屈死于自己同志手中，未免让人感到悲愤。

鹿兆海，原来同白灵是一对小情侣，却因为政见的不同，选择了国民党，两人因此分道扬镳。

但不论在哪个阵营，他热衷抗日，虽然最终死于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依然是值得敬佩的。

最让人感动的，是黑娃的改变。他在归顺保安团后，娶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好太太，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

他拜在朱先生门下，努力“学为好人”。

在解放战争中，他主动投诚，并牵头策反了包括孝文在内的两位营长，起义成功。

而白孝文，骨子里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迫于形势，倒向共产党一边。在革命胜利后，却撇开他人，抢先向上级邀功。

在解放后，当上了县长的白孝文处心积虑地给黑娃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设计杀害了他。

白嘉轩替黑娃求情而未果，想到大儿子如此歹毒，他气得“气血蒙目”，因此瞎了一只眼睛。

刁钻圆滑的鹿子霖，却没有落得好下场。小儿子战死沙场，大儿子也在革命胜利后不知所踪。

解放后，当他被民兵押去台下陪斗时，终于疯掉了，最后被冻死。

这就是《白鹿原》一书的故事梗概。

面对着这样一部如史诗般气势恢宏的文学巨著，深深地被作者陈忠实三十年磨一剑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及对关中大地深沉的热爱所折服。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如此。更多的精彩，还希望读者自己去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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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长篇代表作，在1997年获得了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呈现：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等。

这篇小说是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缩影，讲述了原上的白姓和鹿姓两个家族的世代纷争，故事时间线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小说讲述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浓郁的关中风情，经历了土地变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塑造鲜明、饱满，叙事形式加入魔幻色彩，模糊了生与死、人与鬼的冲突，从而展现出很多人性深处的东西，将人性的悲剧和苦难放大，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

小说以白嘉轩为叙事主体，白家沿袭村里的族长，老族长过世后，白嘉轩接任了族长一职，鹿子霖代表的鹿家却处处与白家作对，鹿三是白家的长工，对白家忠心耿耿。

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人的生活。

白嘉轩之子：白孝文、白孝武、白灵。

鹿子霖之子：鹿兆鹏、鹿兆海

鹿三之子：黑娃

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外出做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不得已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黑娃离开后鹿子霖、白孝文先后侮辱了田小娥，白孝文在此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白孝文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在外求学后加入革命军，鹿兆鹏和白灵加入了共产党，后相爱育有一子，鹿兆海加入国民军，在两军交战时战死。

传说中白鹿庇佑的白鹿原上，世代居住着同根家族白、鹿剧照两姓子孙。时代变迁，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现任族长白嘉轩（张丰毅 饰）之子白孝文（成泰燊 饰）、乡约鹿子霖（吴刚 饰）之子鹿兆鹏（郭涛 饰）与白家长工鹿三之子黑娃（段奕宏 饰）情同手足，成年后各赴前程。黑娃与渭北郭举人家的小女人田小娥（张雨绮 饰）私通败露，田小娥亦被族长拒于祠堂之外，两人遂迁至慢坡窑洞内度日。加入共产党的鹿兆鹏从城里带回革命浪潮，黑娃成为中坚力量，国共分裂后兄弟俩被迫逃亡。鹿子霖乘机霸占独自留守的田小娥，并设计利用她陷害下任族长白孝文，引发族内轩然大波……风云变幻的时局下，素有“仁义”之名的白鹿村内纷争不断，古老的土地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白鹿原》是一次透析国人心灵与欲望裂变的精神史诗。它是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困顿磨难中秉承一生的仁义守己，是族长继承人白孝文被教化压抑后的放浪形骸，是长工鹿三的铮铮铁骨和卑微认命，是其子黑娃对低贱人生的愤怒不甘，是乡绅鹿子霖追逐权益的放纵奉迎，是其子鹿兆鹏把握命运的自觉革命，而让天下所有男人乱性的田小娥，既勇敢地追求天下所有女人最基本的幸福，又不得不在生存的压迫下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直至悲剧的来临。

一部实实在在农民的历史，一部巨作。

《白鹿原》是文学大家陈忠实所著、讲述的是素有“仁义”之名的白鹿原上。世代居住着同根家族白，鹿两姓子孙。时代变迁，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在正式讲述剧情之前，先介绍一下主要人物关系，现任族长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下一代的恩怨情仇，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将她带回村后，·受到了村民的排挤。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后又成为了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吸食鸦片，染上毒瘾，败光家产，无奈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而自己因终日想起杀死田小娥的情形折磨而死。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争斗不息。

《白鹿原》以小说为背景。其实描写了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孝子为匪、兄弟相杀、亲翁杀媳、情人反目、大革命、三年内战，日寇入侵”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诗话剧。正如文学评论家白桦所说“《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

借此，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要多读像《白鹿原》一样的书籍。中国人民的不息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富足安康。我们要不忘历史，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下一代，都牢记历史，扎好我们民族的根，扎的再深点，再深点.....

浅说白鹿原

白鹿原、丰乳肥臀、平凡的世界是我最喜欢的三部文学作品。

​很难下笔，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大师，都是生活在第二或第三层楼的，他们悟透了生死，看穿了丑恶美善，作为后进，想站在物质层面，浅说自己的认识，与君共赏： 白鹿原抛开政权更替，所触发的是本性之论。

​人性恶，私欲强奸了白鹿原； 白鹿原从人性的丑恶面进行揭露和放大，性本恶，族权宗法为私欲张目。搅动这汪潭水不是黑娃和小娥，而是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心魔。白嘉轩自诩为宗族正义的化身，以乡约宗法为纲，统治和禁锢者白鹿原，族纲亲传，时代统治；鹿子霖是这一位置的挑战者，黑娃、小娥只是鹿子霖的工具、宗族纲常的牺牲品。白嘉轩和鹿子霖的私欲写着“贪位”。白鹿原上的百姓只是二人斗法的不同阵营罢了。

​白鹿原中，小娥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又想改变，希望自由，宗法纲常是她最大的障碍，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她毫无力量，黑娃的强壮让她感到安全，但黑娃也是宗法的迫害者，他选择挑衅、反抗、斗争，他恨透了如宗法一样直立着的白嘉轩，他要击垮这一切。但他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做土匪也改变不了小娥的命运。“冷”是小娥感到的所有温度，白嘉轩的冷酷、鹿三的冷酷、鹿子霖的冷酷让小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法重压的环境让白孝文、黑娃逃离，复杂的生存环境让他们变得冷酷、虞诈，绝望让人革命，革命或许才有未来。

​丑恶刺痛人心，真善净化灵魂！

白鹿原直视宗法威严下的人生贵贱。直视封建乡绅统治的丑恶、私欲和罪恶的灵魂，他们虽德威服人于乡里，但却缺少对生命的基本尊重，缺少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包容；直视底层蚁民的无助、愤怒、放纵与斗争。宗法正统是领驾于生命、亲情、爱情、友情之上的，是冷酷的。宗法之下没有人生观，有人生观的离家出走（鹿兆鹏），没有价值观，价值观重塑要先革宗法之命，没有爱情观，自由的爱情被埋葬。

​ 白鹿原是一个因恶而生变，人物穿插各有痛结，但道路虽异而根源相通，人性之美恶，会一直的辩证与演义，你我届是因果。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曾获矛盾文学奖，小说也曾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话剧。《白鹿原》讲述的是在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围绕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人的恩怨情仇，讲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小说中很多历史大事都有所体现，比如辛亥革命，清末封建残余势力围城，二虎守长安，国共第一次合作，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渭华起义、抗日战争、县城解放等等。小说中的滋水县城就是现在的蓝田县，滋水就是灞河。小说中白秉德、白嘉轩父子俩先后任白鹿村族长，在那个皇权不下县的时代，族长就像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一切权利。白嘉轩是一个典型的维护传统儒家思想的农民。他敬天法祖，希望他的后代能够延续下去，继续守护白鹿原。然而，儿子白孝文表面上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但是实际上却暴露出人性最为丑恶的一面。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自小野性难驯，没想到最后却成为顶天立地汉子。鹿子霖祖上是个厨师，一心想压倒白家，结果儿子鹿兆鹏却走上革命道路，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反抗封建礼教的田小娥受到乡民的排斥，最终死在公公鹿三的標梭下。白灵是白鹿的化身，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白鹿原》通过对一个乡村及各种人物的讲述，通过他们实际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变革，在大时代面前，每一种人物都被裹挟当中，甚至都无从选择。所以，时代变革下的小人物，命运多舛，世事难料，很多时候也是无助、无力。

小说要比电影电视剧更好看。毕竟它能让你有所联想，也会让你深思。

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自1992年面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97年，《白鹿原》的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2006年，林兆华执导了同名话剧。2012年9月16日，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白鹿原》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小说《白鹿原》的情况。《白鹿原》最早是1992—1993年连载在《当代》杂志上，后来1993年正式出版，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修改版”，中间有过较大的争议。今天看到文艺报上有一个消息，纪念《白鹿原》出版20周年，其中说到累计销量达到138万。《白鹿原》自从面世之后，在文学界的评价一直很高，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白鹿原》是1950—19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与198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小说”这两种叙述模式的一个综合，有一个它自己的协调，一个创造性的表达，比如说文学史上经常会把《白鹿原》跟《红旗谱》、《创业史》一起讨论，讨论它的历史观，讨论它呈现的那种儒家的、民间的思想视野，对革命的阶级史观的反拨。但是另一点也值得关注，这部小说其实受到社会主义文学很大影响。比如说陈忠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受到柳青的影响特别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以及《白鹿原》里面，都有体现，他对白鹿原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这与陈忠实在创作前曾经当过十多年的乡镇干部有密切关系，这还是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传统。另外像《白鹿原》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跟我们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有很大关系。陈涌先生的文章关于陈忠实的创作，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和《白鹿原》的分析，确定了陈忠实与《白鹿原》在文学界的重要性。但是陈涌先生的思路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不太切合作品的实际。他主要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概括《白鹿原》的写作方式，用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来把握陈忠实的创作，他认为小说中虽然倾向性有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他对生活的呈现，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觉得用“真实性与倾向性”这样的理论概念很难把握《白鹿原》的总体面貌，或者说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左翼文学的范围，陈涌先生所肯定的《白鹿原》中的“倾向性”，只是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而并非小说总体思想中所呈现出的“倾向性”。这里表现了《白鹿原》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关系。另外，《白鹿原》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也是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相似的是它们都对传统史观有所反思，但“新历史小说”或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以某种观念（比如欲望、权力、性）重新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但《白鹿原》不同，它包容了上述因素，但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样貌。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一些叙述模式。比如说我们在1990年代之前，很少看到把地主写成一个好人，但是从《白鹿原》之后，这样的作品就很多，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最后一个寡妇，都会把地主写成好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并且我觉得在《白鹿原》中处理得更复杂，小说中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不像某些小说中只要是地主就是好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重点放在描写“新人”上，比如“五四”时期的青年，像巴金《家》中的觉慧，包括柔石《二月》中萧涧秋这样的启蒙新人；到1950年代以后，我们注重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等；1980年代以后，像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这样一些“新时期的新人”。但是到《白鹿原》开始另一种模式，就是开始描写“旧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对“新人”的描写上，这是他的一个开创，应该是它的一个综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以家族叙述的方式宏观把握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小说创作，以及影视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徐 刚（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从这个作品本身来谈一个小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作品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但另一方面，这种迷恋似乎又改写了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五四”启蒙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我们非常熟悉鲁迅的那句话：“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五四”启蒙主义批判的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在《白鹿原》这里被颠覆了。《白鹿原》是在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气氛中写出来，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有一种自恋式的激赏，恰恰是这样一种态度，和“五四”反传统的遗产，使小说本身呈现出一种价值分裂的状态。我们看小说中田小娥这个人，作者是很难处理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其间的情感非常矛盾。一方面田小娥是一个妖女，是传统的“他者”，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这个人物施与了同情，这样一种同情是“五四”以来文学所必然携带的命题，那就是所谓妇女解放的命题。小说中，田小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吃人”的传统文化杀死的，但小说处处体现出对仁义道德和传统文化的赞赏。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商业文化背景中写作的复杂状态，一方面传统文化已经坍塌，革命文化也已失效，但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分裂和作者的自我挣扎与混乱，正是时代氛围的体现。对儒家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激赏，正是这种找不到自我解救方式的典型症候。抓住传统文化这根救命稻草，是当时作者不得不作出的价值判断，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无奈的选择。

计文君（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像徐刚说的，对历史的阐述，也有比较弱的地方，但是这个主旨即使被过滤掉，作为一个小说，它依然有一个文化的厚度，作为文化载体，它依然具有价值。但是在电影的这种转移和改编中间，这一点文化的价值，却丧失掉了。导演也作了很多文化符号的设置，最重要的符号当然是“白鹿原”这个空间，但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脑子中间没有这个“白鹿原”，一望无际的麦田，那是一个平原景象。我觉得批评电影不能完全依据小说，电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但电影艺术对空间塑造的要求，显然更高。电影在叙述一个地方的时候，至少让观众对那个空间要有感觉，有印象，但导演给了我们一个东北大平原，好像就是在东北拍的，属于西北和关中的特殊的空间形式感没有了，文化意味自然也无从产生。另外就是很多文化符号，比如说各种地方戏剧、皮影，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种文化符号的设置，完全是一种贴上去的符号，没有从内往外生长的艺术表现力。我看完后，整个感觉是符号喧嚣，意义沉默。这些文化符号和电影叙事是剥离的，突然插入，像文艺演出一样，我说哪怕让它跟情节发生一点点关系也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创作态度的原因，还是剪辑的原因，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不满足。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影片里充满了符号：辫子、祠堂、牌坊、塔——彻底将田小娥妖魔化的东西，所有这种种符号，怎么最后就无法实现意义的生成呢？

崔 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和计老师刚才说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影院上映的是150分钟的版本，可能220分钟那个“完整版”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不能把责任问题归咎于时间的缩短，因为通常来说，150分钟也就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应该接近影院放映时间的极限了吧，一般情况下电影院绝不可能去放映一部长达5个小时的片子。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肯定明白这一点，而他要做的，应该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成功地讲一个完整的、紧凑的故事。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丁老师，这部电影公映版本中把1938年到1950年之间的影像完全删除了，那么保留的这个段落与完整版有什么区别吗？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影片《白鹿原》之前试图要装的东西，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要丰富一些，信息量与小说给人的感觉相似，内容明显比影院版要多，在故事主干之外，枝叶较为丰盛、繁茂。作品表现和历史、乡土、文化，包括政治的联系要深入且广泛得多，涉及的旧时民俗文化、阴阳性事也比较多。在影片中，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的转换，不像现在这么快速、简单。有的段落，像黑娃最后被处死，在沉重的历史感之外，表现为比较好玩的故事，有些喜感和笑料，演员的表演也很棒。最初的影片中还有一些话，像“与时共进”、“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等，后来这些话，都删掉了。类似这些由片中人物说出的话，感觉像是冯小刚的风格，“缝合”很多时事、时政内容。现在影院这一版，包括220分钟的版本，重点都放在田小娥这样一个女人身上，这确实给人一种比较突兀的感觉，即男性导演和女性主演他们在恋爱了。这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大家可以给出不同的评价。但是，还是应该看到王全安这个导演是有才华、有思想的，影像叙事上有着比较超群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王全安前面四部电影，《月蚀》（2000）、惊蜇（2003），让他获得很大声誉，然后是图雅的婚事（2007）、《团圆》（2009）。这些电影如果我们有空能去挑出来两部看一看，会对这个导演有更多的了解，这个导演的叙事掌控能力很强，因为许多影片中他同时也做编剧。

这次《白鹿原》的编剧，难度相当大，因此他可能汲取了别人本子里的一些细节，所以中间产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作为这部戏的导演，他仍然是比较出色的。他的这部影片，并不一定就像批评他的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就叙事和镜头语言表达上看，影片中所运用的空间、光线、运动、造型和剪辑等电影语法虽然较常规，却还是很有特点的，有电影的美感，又有股比较浓的陕味，有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身份感。影片在影像叙事上，既有强烈的戏剧表现力，影像风格又比较鲜明。这个特色在他这样一位导演身上是一以贯之的。这个电影有一版就是为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参赛专门剪的，它最后获得2012年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摄影）也是有原因的，跟他艺术上的一些特长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王全安拍电影对方言的运用有明显的偏好，图雅的婚事是这样，《团圆》里面的人物说的也都是上海话和台湾话。这部《白鹿原》，人物说的当然是陕西话，它的陕味还是挺有特色的，陕西方言非常好听，非常丰富。使用这种方言，一方面既和历史和西部乡土风情相联系，带来风格化和民族化的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对弱小族群的一种深切的观照。对底层弱小族群的关注和民族化叙事结构，我感觉它里头还是试图传递一些更丰富的东西，只是因为后来种种原因，包括导演整体的艺术把握能力，包括删节以及市场化，他把片子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的戏份，包括她的情欲，符号化荷载得过重了。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刚才计老师说的这个困惑，其实小说和电影，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在20世纪中国——有很多人也这样讲过，有三个重要传统，同时存在或者先后延续在20世纪：一个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传统，一个是近代传入的从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盛行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传统，还有一个是从十月革命以后传入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这三个传统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都先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们在《白鹿原》当中，也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或者说，在《白鹿原》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而这三大传统及其互动，《白鹿原》小说的作者、电影的主创，我不知道他们凭借什么能力去把握。如果把握不了这三大传统及其互动关系，想叙述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乱七八糟。所以这种剪辑，可能成全了电影，如果他毫发毕现地把四五个小时的完整版都展现给大家，那时候，败笔就是败笔，无处遁形。现在就可以说是被剪辑的结果，给大家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

计文君：我在鲁院的时候，白描院长跟陈忠实、路遥他们很熟悉，他讲了一个情况，就是陈忠实在写《白鹿原》之前，已经是陕西省作协的重要作家，他在农村生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喜欢那种生活方式。陈忠实曾表达过，他写《白鹿原》的目标，是写一本可以在棺材里枕着的书，而且他在写《白鹿原》的中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得奖了，在陕西省作协开会，他感受到了压力，以至于有一天都不能写了，因为路遥跟他是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和创作方法，最后他平静下来，坚持了自己最初的选择。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白鹿原》完稿，稿子交给编辑的时候，心里想“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了”。所以对于陈忠实来讲，我认为他根本不是说想去如何吸引出版社，他根本不考虑这个因素，他想的是写成经典。中国作家写“史诗性”巨著，自“五四”以来就是每一代小说家都无法抗拒的文学野心，动不动就想反映这一百年。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他是否有能力把握这么复杂的20世纪，在波澜壮阔的各种思潮的撞击下完成小说叙事。因为小说不可能像梳理思想史一样，小说必须把它非常生活化地还原，毛茸茸的具有质感的生活态势，这个恢复起来非常难，所以难免就粗糙。

李云雷：刚才祝老师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三个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觉得其实三个传统不只是思想层面的，是具体落实到一个地方的，是体现在具体的人上面，也会发生在白鹿原上。陈忠实写《白鹿原》之前，看过很多地方志，对当地历史有深入了解。我也读过一些地方志，包括看我们县的县志，很受启发。不同的思想传统及其互动，不只是发生在城市的知识分子范围内，而是跟实际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白鹿原》对这段历史的概括，其实有它的现实依据，有它的思想和复杂性。

丁亚平：完整版的电影，不单是写国共的纠结、交叉，从影片文本来说，表现较为厚重，想象丰富、色彩斑斓，刻画、描绘历史和文化现实的复杂关系，影像和政治的复杂关系。这片内涵杂糅含混的土地，虽然作为象征符号比较生硬地被嵌入到影片中，但它展现了多方面的脉络，通过沧桑世事、历史记忆叙写现代中国，它的意图非常明显，用于表述创作者心中的人、历史和文化。相对于小说，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性的大众艺术形式，所受的禁忌更大。所以我总觉得，电影主创之前的意图，虽然不如小说的复杂、丰富，但通过那样的视觉形式和篇幅容量来实现，还是值得肯定的。跟后来的剪辑版相比，影片的艺术、文化诉求简化了，给思想和创作意图带来的损害，是比较明显的。

影片后面象征隐喻的色彩太过明显。比如说通过目光呆滞、面容丑陋的农村妇女，做很机械的动作划一的纺织，感觉是有点隐喻延安岁月；在1950年代的一段内容，它暗写“肃反”、“镇反”，许多形式化的表现。通过大幅的毛主席像，与在领袖像的下方审判妓女的画面及构图形式，来试图说明创作者对历史转型、变迁的一种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从现实可行性的角度来看，被提出修改、删除，是非常自然的。

季亚娅（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回应一下祝老师说的“三个传统”。之前我们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从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如果说从前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借用王德威的一个词，总是急于在中国发现“被压抑的现代性”，那么我觉得“白鹿原式”的这种回顾历史、反思历史的方式，可以概括为“被压抑的传统性”。但是在发现“传统”的过程中，却有很多种不同的观照模式。这最早跟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热”有关。《白鹿原》中的“传统”在彼时彼地，就是当时评论——比如雷达——所指认的儒家传统。然而1990年代开始的新儒家叙事，试图把儒家的道统理想化和静止化，在此基础上寻找一种不同的中国历史，而忽略了这个传统与“现代”、“革命”等其他因素的复杂互动，这就是祝老师刚开始讲到的问题。现在我们提“被压抑的传统”，并不是要肯定和回到那个理想化的“传统”，而是要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角度和讲述方式，《白鹿原》是较早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其实无论革命叙事也好、启蒙叙事也罢，或者说它是儒家的“传统文化精魂”，小说试图呈现的无非是一个乱世，是一个多种传统众声喧哗的乱世，但是作家却并没有整合它们的能力，新的规范也就无从再生。他只有一个乱七八糟的呈现和自我矛盾，但我觉得这个呈现反而很有意思，可能正好是一个借此反思我们文学史、思想史诸多问题的机会。

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被大家忽略的是陈涌的评论。他的解读很有意思，他讲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叙事”，讲到柳青的传统。我以前做过文学编辑，接触到《白鹿原》的读者群，其中有一部分是乡村文学青年，就是有乡村底层生活经验并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认为《白鹿原》写得非常“真实”，这是它成为经典的一个理由，即便在大众文化层面谈流行，也离不开这个心理因素。那么“真实”的地方在哪里？他们觉得最真实的就是对于农村宗族文化的描写，以及我们觉得在《白鹿原》中被处理得很脏的乡村社会的“性”。这两样被认为最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乡村，这也就是从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直谈的真实性问题。其实陈忠实本人可能有一个农民的情结，他非常了解农村，一直在这个地方生存，像柳青一样“扎根基层”，是“农村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因此我觉得他自认为是现实主义写作还是有理由的。文学史上的革命历史小说也好，或者是乡土文学、寻根文学也罢，都是把乡村美化、诗意化的，或寄托某种理念。其实并没有一个宗族的、纯粹新儒家意义上的农村，也没有1950—1970年代文学里的革命的、阶级的农村，所以我刚才说他那个乱七八糟的呈现反倒很好，农村从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并没有那么理想化、单一化的农村。因此我觉得“真实性”的角度很有意义，长期以来大家注意到的评论都是“文化”和“历史”这些角度，把陈涌的评论忽略了。

最后我讲一下对电影的观感，电影里突出的女性是田小娥，原著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白灵，她这条线被完全删除了。这种叙事方式肯定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真实”。当白灵这个自主选择、追求自我解放与阶级解放的知识女性、叛逆女性，这样一个新女性完全被删除，女性仅仅作为一个欲望对象被呈现、被观看，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某种趋向。所以看过电影之后，对比小说中白灵这条线索，让我更怀念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现代”话语，无论“启蒙”还是“革命”，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

计文君：这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故事有多难，电影《白鹿原》的上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去反思这个问题。祝老师认为，讲述中国故事，那三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真正能把握好的，也就是鲁迅，他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从鲁迅到现在这一百年，是不是没有作家真正做到这一点？

祝东力：在20世纪，三个传统都有强大的影响，那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呢，根本问题是怎样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怎样讲述这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工作不仅是当代文学的任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一个总的主题。

计文君：我觉得中国作家的思想资源挺少的，怎么说呢？有点儿无助。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地弄一个“存在”，或者什么从西方社会搬过来的所谓现代、后现代理论，就能观照得了的。它非常复杂，我觉得特别需要真正的思想家去观照现实。

祝东力：如何讲述中国呢，反正光靠读县志、地方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一个总体的史观。

冯 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我觉得整部电影其实很中国，中国品格或者中国韵味还是很浓郁的，但只是停留在影像表层，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好故事，只能说它是一个好的画片集锦，一张又一张的画片，而且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人的镜头都很美，我不想把太多的理论带入，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还有观点认为，两个半小时讲不好故事。《白鹿原》话剧差不多也是两个半小时。我觉得比电影好多了。话剧里有首尾呼应贯穿得很妥当的元素，但在电影里面，没有印象太深刻的艺术表现。

王 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对小说有两个体会，第一，如果一个作家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不敢直面近现代以来我们民族充满痛苦的抗争史，或者在观念上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复杂现实而对这段历史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的话，那么既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责任。

第二，正是因为小说的这种历史观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在客观上恰恰造成了这部小说的开放性，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因此它被给予各种各样的解读，得到了极高评价。因为各种思想似乎都可以接受它，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思想状况堪比“五四”年代的时期，这部小说真的是讨好了所有的人，这才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白鹿原》热闹场景的根本原因。

张慧瑜：这期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听了大家发言，题目可以改为“如何讲述故事”。大家都感觉这部电影故事性不强，比较片段化，认为这是导演讲述故事的能力问题。我倒觉得这种支离破碎、无法讲述完整故事的状态很像这个时代的症候，能否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与整体的文化逻辑和氛围有关。为什么这是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

《白鹿原》小说和电影恰好出现在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上，小说发表于1990年代初，这正好是冷战终结、中国走向全面市场化的时代，“告别革命”、清算左翼历史逻辑是1980年代的主旋律。这本小说用家族史的方式重新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把人生的偶然、历史的捉弄放在大历史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小说既是1980年代文化逻辑的集大成者，又是1990年代以来想象历史、叙述历史的基本思路，尤其是一些影视剧用家族史的方式来结构近现代中国的故事，比如《闯关东》、《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相比1990年代乐观地拥抱全球化，当下更处在一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刻，重新叙述历史故事是必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20世纪每一次历史转折时期都伴随着“重写历史”的工作，“历史决议”和“史观”也是20世纪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模式。可以说，《白鹿原》小说和电影就是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重写和再重写的文本。我下面谈一下对电影的理解。

可以说，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人物的故事，一个是白嘉轩的故事，一个是田小娥的故事。在电影中，白嘉轩经常与自己的乡民共同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呈现了他与乡民在情感上是一体的。相比小说中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精神和现实中的领袖，电影中的白嘉轩更加无力，与其说是乡土中国的“大家长”，不如说更像一个旁观者和历史见证人，这是一个坚持乡间伦理的族长或者说良绅形象。他虽然是见证人，但显然不是叙述者，也不是历史的主体，反而更像一个历史洪流中的“活化石”或沉积物。如果说白嘉轩是一个老中国人的象征，一个乡土生存的守护者，那么田小娥这个外乡女子则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坏女人。这种用女人的身体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可以说从《红高粱》就已经开始，到19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以及2006年的《色戒》，性、女性、身体成为讲述民族、政治、权力的特定修辞。我认为电影失败的地方在于白嘉轩的故事和田小娥的故事是两个故事，捏不到一块。

丁亚平：刚才有人说现在的影片名可改成麦浪、麦田，当然是开玩笑、戏谑式的说法。这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影片想通过想象和视觉表现，通过丰富复杂的土地的意象来表现中国社会和农村的历史。相对于小说它确实是单薄了许多，有一点遗憾。但这个电影，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可以当作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电影、乃至当代中国、当下这个时代的参照。

另外，导演王全安，作为“第六代”的代表人物，面对当下电影产业化的潮流，有比较明显的焦虑和质疑。他从文艺片，从一个创新和颠覆性的艺术片导演，转向产业化、市场化甚至是全球化所需要的商业大片导演的时候，他该怎么选择？因此这是包括整个“第六代”电影的艰难选择。他们的选择，意味着一个更高的要求，他们的选择对他们在中国电影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作为成名导演，在国际上拿过不少奖，擒过“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导演之后，他也开始拍大片，也需要进行大众化转向与探索，于是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他需要按照市场和商业化模式进行大电影的拍摄。这个领域他虽然刚刚开始，但他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搞什么艺术实验，什么颠覆性创新了。吸引影评人、文艺观众的那种文艺片、小片的路子，已经不管用了。电影艺术、风格营造、电影创新生态在经过他早期的迅猛发展之后就不再是最高诉求了，拍大片，要市场是他开始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期之后要完成的任务。他实际上开始有自己的焦虑感和危机感，我感觉是这样。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肯定是属于另一个时代，那“第六代”该作怎样的选择？“第六代”面临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全球化时代，他们该做什么；二是电影很难和当下的语境、情境分开来，尤其是他们做的电影，不能和产业、市场分割开；三是如何坚持自己的表达方式，在产业环境下，继续放进去文化，也是一个问题；第四是，如何成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又怎样使“第六代”成为当下中国电影蜕变与承续的中坚和领导力量。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作为“第六代”的王全安们在他们的“大片”创作中，是放进去文化，还是顾及商业市场票房？是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更能表达自己的方式，在媒介化时代，在多元的全球化背景下，让电影能反映出真实的中国，还是努力适应、迎合市场？是考虑如何清除市场化的干扰因素，把过度市场化这个电影艺术发展的寄生虫剔除出去，还是创作出能代表当下中国，能为时代、大众接受的电影？这都非常重要。电影进入21世纪以后，变化迅速，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十年了，电影何为？中国电影该做什么事情？“第六代”应该说已经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中坚力量，他们该作怎样的思考和选择，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般讲，都会把电影人理解为既没有文学，也没有思想。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使命感，因为电影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社会影响力特别大。当你忽然发现，一个人已经拍成4个、5个小时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要致以敬意的。《白鹿原》最初的一版可惜大家都没有看到，我在这儿说这个版本比影院版要好，好像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

王 磊：我觉得丁老师提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不只是电影何为，其实是文艺何为，文化何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提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张慧瑜说的，当一个历史观被打破，新的历史叙述主体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充满了诸多的可能性，此时我们的文化要做什么，我们的电影能思考些什么？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历史主体的寻找、确立，因此它首先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一个利益和立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学者在内应该共同思考的。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很多老师和同事都讲到了《白鹿原》小说的文学价值，《白鹿原》小说的历史观念，特别是小说《白鹿原》文学史意义的生成问题。其实小说《白鹿原》文学史意义的生成，恰恰是在一个双重误读基础之上产生的。

第一个误读来自老一辈。就是云雷一开始提到的，像陈涌、雷达这些老一辈批评家之所以非常重视这部作品，是因为他们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实际上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中间人物论”的角度和1980年代初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这一代老批评家是想通过肯定《白鹿原》这些作品，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重申他们始终坚信的文学信仰。

另一个误读是陈忠实这一辈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外国文学的误读。很难说小说的整体框架没受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很难说白鹿原的意象没有参照《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陈忠实无外乎就是将他所想象的中国现实装进了这个他认为是文学标准的叙事框架中。他实际上想表达的就是他想象中的循环的历史观念。他无非是想表达，晚清也好，民国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没真正进入到、真正影响到中国最基层的农村的现实生存，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最深处的社会样貌，所以他那些人物形象就都是拧巴的。

因此，正是在这种双重误读的基础上生成了《白鹿原》的文学价值，生成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电影《白鹿原》在艺术观念上，还是因袭了1980年代以来“第五代”导演的艺术观念，王全安作为代表性的“第六代”导演，至少拍商业大片的时候在艺术观念上并没有突破“第五代”，并没有形成新的美学风格。

祝东力：黑娃和田小娥的那个戏，非常像电影《红高粱》开头没有展开的情节。

孙佳山：我的感觉也是这样，这部片子说是张艺谋拍的我也信。很多人都说这部片子画面很好看，其实我个人觉得镜头语言实际上非常匮乏，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固定模式，并没有呈现一种丰富性的镜头语言表达，艺术想象力是很有限的，想象乡土中国的那些镜头套路中国观众已经看了二十多年了。

回到上次李陀老师讨论的“小资”趣味问题，实际上陈忠实的文学观念基本上还是隶属于“小农”的观念，到了王全安这里则蜕变成了一个“小资”的视角，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小农”和“小资”实际上就是一步之隔，是同一个社会结构孵化出来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一套或“小农”或“小资”的文学艺术标准，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变迁，现在被默认为常识，已经成为课本里的知识，是天经地义的理应如此。这是我们今天“讲述中国故事”所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李云雷：当我们用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来概括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注意到它的内部是很复杂的，他对待儒家的态度、对待白嘉轩的态度也是有批判性的，比如早期的“换地”这些情节。朱先生跟白嘉轩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朱先生更多的是一个理念层面上，白嘉轩则更多是实践层面，有他内在的复杂性，包括他一方面有王磊说的温情的、仁义道德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秩序，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包括对革命、对国民党的一些描述，也是用复杂的态度来面对的。

崔 柯：小说里有句话，记得是鹿子霖说白嘉轩的，大意是说这个白嘉轩只会弄祠堂，祠堂外面的世事他统统不知道。可以说在小说《白鹿原》里有两个世界，即祠堂所维系的白鹿原世界和祠堂外面剧烈动荡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对“祠堂的世界”的摧毁是小说的叙事重心所在。电影似乎没有成功地把“外面的世界”表现出来，没有彻底下决心去表现特殊时代的最大变局。反复的镜头所象征的是过去的、传统的、即将消失的白鹿原。但是由于电影把故事截止到1938年就结束了，等于是把后面的故事，也就是把变化最大、最剧烈的时代景况下的故事给掐了，新的镜头还没来得及出现，只能反复使用同样的镜头。

王 磊：刚才说的新人是当时产生的新的阶级主体，而今那个主体在文艺上被忽略了，那是因为现在的主体发生了新变化，这是问题的根本。

李云雷：这个就涉及陈涌先生在文章里面谈到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陈涌先生对《创业史》有一个批评，认为它观念性太强——这也是“十七年文学”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我觉得《白鹿原》能打动陈涌先生的，恰恰在于它呈现了这种真实与复杂，用他的话说是表现了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复杂性”。但小说又揭示了历史的趋向，像鹿兆鹏和白灵这两个人物表现出来的共产党革命的合理性。但在《白鹿原》整个的叙事中，这个脉络又不是最主要的脉络。

祝东力：说到《白鹿原》里面的这个儒家，有一点太不顾及历史了，中国近代以来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西方挑战。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产业升级之后，英国舰队来到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对这么大的文明落差，实力对比极其悬殊，历史给了传统儒家80年的时间，从1840年到1921年建党。老天给了你80年，你要是能行，早就干成了。儒家从历史上看，经历过三次整合，第一次是董仲舒，他把先秦的原始儒家和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官方的儒学，这种官方儒学，统治了一千多年。到宋代，像“二程”、朱熹他们，又把汉末以来传入的佛教和道教，以传统儒家为主体，再次进行了整合，这形成了理学，又统治了中国一千年。到晚清，李鸿章、张之洞也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又要整合，用传统儒家，把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整合进来，这就是“中体西用”。如果他们能整合成功的话，中国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因为“中体西用”整合成功后，就能够在1894年打败日本。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1860年代开始的，但经过二三十年以后，日本把中国打败了，所以儒家的第三次整合就彻底崩溃。崩溃以后就要改造国体，所以要变法，变法不成，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所以《白鹿原》要给儒家翻案，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所谓“仁义白鹿原”不等于“仁义中国”，如果当年真是“仁义中国”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刘 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小说的历史脉络大家都清楚，就是它在1993年刚引起关注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陕军东征”。“陕军东征”凸显出的是一种地方性，但它同时又号称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地方经验与民族寓言之间，包含着一种张力。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陕西这个地方时常会充当民族寓言的叙事空间，一说到黄土高原或者是关中平原，往往就会联想到周秦汉唐，想到整个传统中国，不仅文学、电影如此，甚至在一些历史研究中，对关中的叙述也成了一种寓言性的书写。但是另一方面，小说《白鹿原》又确实是在书写一个地方的历史经验。地方性经验和民族寓言的这种张力，到了电影里已经完全被消解了。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就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田，在画面的远景还有一个古老的牌坊，非常容易辨识的传统中国的符号——农耕文明和儒家礼教，这是一个高度寓言化的空间。但电影中的这个民族寓言已不再承担大家刚才说的那种重写革命史的功能，尤其是国内公映版，到1938年就结束了，田小娥凸显为中心人物，使影片成了一个关于伦理、欲望和生存的故事，而不再是从乡村宗法组织的角度重述革命史。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被电影强化的寓言空间对地方经验的削弱。相对于电影中单一的农耕文明符号，小说的人文地理呈现要更丰富和细腻得多。比如小说开头写白嘉轩和鹿子霖换地，用天字级的河川水地换人字级的原坡旱地，这两块地在地理位置、肥沃程度和适合种的作物上都有差别，换地的理由也很好玩，本来是白嘉轩在鹿子霖家的地上发现了一个酷似白鹿的宝贝，但是他耍了一个心眼，装可怜，说我娶了6个老婆，都死了，但还没有子嗣，所以得不断娶，娶得倾家荡产，我是一个败家子，但也不能给祖宗太丢脸了，直接卖地太丢人了，咱们换地行不行，我用我的好地换你的差地，然后你补给我钱。小说把这个农民或地主的狡黠表现出来了，而不像电影中的白嘉轩完全就是儒家仁义忠信的忠实践行者。因此，当电影在强化民族寓言和民族符号的时候，不仅仅是地方性经验被削弱了，对于所谓“革命之前的传统中国”，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想象，也都变得更单一和定型化了。

祝东力：刚才也有人提到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陕西这些作家过高估计了。实际上中国历史的中心，早就从关中那地方转移了，从周秦到隋唐，那两千年，中国的轴心是从长安到洛阳，所谓“两都”，东西向，沿黄河东西转移，比如西汉建都在长安，东汉在洛阳。但是从大运河建成之后，中国的轴心逐渐变成了南北向，从江南到北京，关中作为文明中心早就被放弃了。他们有一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乡土。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简单地可以尝试用这几句话表述：古代中国是农耕文明的中心国家，在农耕世界中，我们是发达国家。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整个东亚，是最先进的。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菲律宾，还有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大半圈都曾经是向中国朝贡的藩国。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是铁器。这个农耕文明在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就是康乾时期的一百多年。但是康乾之后，按照王朝周期，到道光的时候已经衰落。西方则已经开始或完成了工业革命，产业实现了升级，从铁器文明升级到大机器文明，当时在全世界锐不可当，遇到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结果很不一样，比如遇到最低文明程度像美洲的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基本上就是种族灭绝，杀人占地，把自己的种族和文明大规模移植过去。再有一种，遇到非洲那样的，就大规模贩奴，把他的青壮年人口给捕捉到别的地方去。再有一种就是印度那样的，古代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地理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概念，在几千年历史上很少统一，所以到现在还有两百多个民族，还处在我们商周时代之前的状态，因为我们商周之后民族整合就大体完成了。遇到印度这样的国家，西方就是征服，占为殖民地。而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能采取半殖民地这样的策略，让本地统治者代理进行统治。中国鸦片战争以后落入这个陷阱，要爬出来，就要有自己的工业。这个任务，近代中国尝试了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刚才讲被日本打败了。还有一个是民国十年，从1928年到1937年，也被日本打断了，当时还有国内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也使得当时中国完全整合不起来，蒋介石就从来没真正统一过中国。一个是阶级矛盾，一个是各路军阀的矛盾。而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不实现统一，工业化就无从谈起。这个任务由共产党最后完成了，他实现了整个民族的动员和整合，把当时非常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拿这个资源去投资工业。姑且用这样的几句话来尝试讲述一下中国的故事，到今天中国的故事还没有完成。我们对照中西历史，西方没有“近代”概念，他从古代、中古，然后就到了现代，他只有一个early modern，早期现代，而没有一个独立的近代。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特别艰难，过程没完没了，走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弯路，这就是“近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近代还没有完全结束，现代文明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

抛却原著不谈，电影《白鹿原》究竟讲了什么？听闻很多人出场后摇头叹息：“光看田小娥出风头了”。我暗暗羡慕王全安爱妻之情，早作好了看“一个女人搅乱一堆男人”的心理准备。谁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看完后发现浑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电影开场将近三十分钟，这妖媚女人才在轿中惊鸿一现，粉墨登场，而在影片结束前二十分钟她已一命归西，掐指一算，其银幕时间不过百来分钟，实在难称贯穿全片。而即使在这百来分钟剧情内，她的影响力也着实有限，砸祠堂风波、烧麦反抗军阀、国共势力的来回拉锯，这种种波澜壮阔，哪一次不是男儿们站在风口浪尖，她在后边远远观望，偶尔带着兴奋搞点小破坏。你看兆鹏给黑娃“普及”共产知识、子霖设计拆散白家父子、黑娃事变后逃亡等桥段里，她始终被甩在一个典型的不被重视、也无力掌握局面的从属位置。

那她干了什么呢：烧个面、打个酒、抽个烟、哭哭啼啼、被侵犯、被鞭打……在亮相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个不折不扣的附属品、牺牲品，不要说接近杰克?布朗中一个蛇蝎女用心机玩转群男、撑起一台戏的水平，就连达到《黄飞鸿》里十三姨的控制权都很勉强。当然，她有数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荡妇（抱歉用了这个词）举动，也是影片最招揽受众的卖点，但屡屡“压错宝”的结果，总是叫人啼笑皆非，只剩下同情了。

这么一个如假包换的大配角（虽然从分量看是女主角），却能造成影片是“白鹿原之田小娥”的错觉，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难判断。首先在为数众多的原著党眼中，田小娥理应是白鹿原众爷们中的过客，一片存在感较强的绿叶而已，绝难爬上女主角的宝座，想象一下敢死队2的余男摇身一变，戏份和气场都堪比杀必比尔的乌玛?舒曼，动作片迷会有何感想，同理便可推《白鹿原》小说迷们的不满情绪。

更重要的是，在一众男女老少中，田小娥是唯一命运有始有终的一个，提供了一份近乎完整的戏剧满足感。她虽然不直接参与跌宕起伏的大事件，但作为旁观者，充当了完美的线索人物，尤其是不了解原著的观众，看片后若想串联回忆剧情，以她为中心做发散思维无疑是最省力的。讽刺的是，田小娥的形象丰满，完全衬托出了其他角色的贫乏。大刀阔斧删减的弊端，在此暴露无遗。笔者所指的并非万夫所指的广电所做的删减，而是指王全安对于原著情节的取舍。

影片以三个孩子做开端，显然是将年轻一辈做了叙事重点，但看看这仨：兆鹏似是一个进步思想代言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的宣传加推广，把台词和服装一换，能直接演保险推销员，除此之外就是那谍战英雄附体的一跳了；孝文是典型的“老二决定老大”，底下一硬起，人也瞬间雄风了，窝囊劲儿倒是没了踪影，但吃喝赌一番闹腾后充了军，居然下文全无；而最着笔墨的黑娃呢，一开始倒是突出了他的人情味、悲剧气息和抗争意识，可当他由坊间传闻的“共产党高官”毫无交代的蜕变成返家复仇的土匪时，这角色还是没守住晚节，彻底崩坏了。本该如万花筒般折射出大时代万紫千红的三个年轻人，就这么戴上了脸谱，被处理成了单线条，或者也就比单线条强了一星半点的皮影小人。

与之一比，姜还是老的辣，嘉轩与子霖的故事虽然被砍了头尾，倒算坚挺。最起码激烈的对峙铺垫到位，两人分别代表的不同人生观的碰撞，擦撞出耀眼的火花。从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激流涌动，到终于摊牌亮话儿，着墨不多但脉络清晰。影片结尾三个年轻人不知所踪，只剩下两个斗了一辈子的老家伙，对着被炸的祠堂老泪纵横，王全安选择以此作结，虽然突兀但分量足够。只是在这个改编剧本中，家族恩怨被从整体上弱化了，明争暗斗让位于时代变迁，史诗味很浓，人际味太淡。看片时我期待的是《黑社会》那种对抗，嘉轩的沉稳威严、凛然义气，子霖的功利阴险、小丑式的举动（下跪钻裆），与后者中任达华和梁家辉的角色颇有对照，家族斗争与帮派夺利也颇具共性，可惜我未能如愿。

观赏商业片，观众都会抱有某种确定的期待，看动作片，是看好人如何打败坏人，爱情片，看情人如何共沐爱河，悬疑片，则是等待或猜测真相的揭晓……但《白鹿原》越到后半，越发接近编年事件的罗列，全失了观众的参与感，王全安像是完全没有了讲故事的心思，从书中拼凑出一段段情节，旨在机械的交代完每个角色的归属——在剧场版中甚至连这点都没完成。所有男人都被不同程度的潦草对待，这在影片进入后半段后尤其明显。其结果是，他们的追求趋向暧昧不明，他们的行为动机让人无法捉摸，观众无法预知故事的大致走向，更不知道要移情于谁，只能对着一连串突发事件做出错愕的表情。王全安反复利用田小娥，编织出一张蜘蛛网，将支离破碎的人物关系勉强粘连到一起，甚至在她死了后，还要利用剩余价值，制造“修塔还是修庙”的冲突，再往后，用无可用，彻底一溃千里，影片于焉止息。

正是男人的集体乏力，才凸显出一个女人的给力。一只母鸡在公鸡群中高耸醒目，不是它高，而是公鸡都太矮，它也成不了鹤。好比片中的孝文，惊觉下身的变化，对小娥来一句“你咋弄的”，满脸都是惊奇，在这女人的神奇手法下，性无能瞬间成了好男儿。作为观众，也免不了对王导道一声“你咋弄的”，同一个女人招蜂引蝶一番，竟让一堆真汉子全沦为了感官上的陪衬物，这故事讲的，想不苍白都难啊。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最后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的生活：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

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白孝文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白鹿原"观后】剧版《白鹿原》播出后，评分高却收视低，观众点赞吐槽两极分化，此剧拍得好或不好？我想答案还是应在原著中去找，忠实先生鸿篇巨制的"纲"（主题）就是对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继承与变革"的思考，所有人物、事件均围绕此矛盾展开，编剧、演员若能够诠释和演绎出各色人物在旧势力和新思潮激荡中的那种困惑、守成、图变、反叛、撕裂甚或回归的多样化性格冲突，就算成功。从这点上看，豆瓣的9分实至名归。至于演技，目前来看，何冰的鹿子霖更出彩。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首次出版于1993年。现在小说的卷首，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这本书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作者想通过它来窥见这个民族的心灵史、成长史。

1998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简单的说，这部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但是详细说来，这本书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娶到第七个妻子时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白嘉轩担任村里的族长，在村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信奉儒家礼仪学说，请关中大儒朱先生（也是白嘉轩的姐夫）为他写了“乡约”，从此作为白鹿原人行为的准则。白嘉轩和第七任妻子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子。

而在白鹿原上除了白家，最有权势的就是鹿家了，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鹿家妒忌白家能出任族长，

全书的情节就是围绕白鹿两家的争斗展开的，上演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等一系列斗争。

随着时间的发展，书中白稼轩和路子霖的争斗逐渐过渡到白鹿两家第三代的斗争，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白孝文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全书的时间跨度一直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八十年代，书中有代表性的事件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有关。从第六章开始就是改朝换代。白嘉轩在文中说道“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于是朱先生为他拟定了一份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精神维系的纽带，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于是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农民运动、国共分裂、饥荒、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

而书中人的经历又与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息息相关，如黑娃投奔革命军，百灵加入共产党但又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中，鹿兆海加入国民党后来死于在中条山与红军的战斗，白孝文在走投无路时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滋水县县长。

所以这本书是通过家族变迁写时代风云，表面上是白鹿两家的争斗，实际上写了整个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从个体人物的不同选择与命运沉浮可以看到时代变化给个人给家庭带来的影响。

在这本书的卷首页，作家写下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白鹿原》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寻根小说热潮，说这本书是要找到中国人精神的根也不为过。

比较典型的例子首先是朱先生。朱先生的身份是关中大儒，有真才实学，信奉儒家学说，不慕名利，但是每当地方上出现苦难，比如饥荒等，一向低调的朱先生又会挺身而出，非常符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朱先生在书中是一个有点神化的角色，满腹学问，人品高尚，能掐会算，甚至似乎能预测未来。而由他拟定的充满了儒家伦理色彩的乡约又成了白鹿村人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精神寄托，因为皇帝没了，人们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就像鲁迅说的“没有奴隶可做了”，于是这时候人们就回到了孔子那里，通过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指导自己生活。

其次，是白稼轩。白稼轩是族长，在白鹿原上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他本人就是儒家伦理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化身。白稼轩的性格很复杂，但总的来说他性格里还是有仁义的那一面，他带领全村人度过饥荒，在村里修祠堂……处处都体现着儒家的伦理规范。

朱先生和白稼轩就像是白鹿原上的隐喻，他们代表的精神意义维系着这个地方的人们经历历史的风风雨雨。

而白鹿原上的第三代黑娃似乎更能说明问题。黑娃从小叛逆，当过土匪，投身革命，上过战场，最后还是回到了白鹿原，投入朱先生门下“学为好人”，这说明黑娃还是回到儒家规范那里去了，是很耐人寻味的。

所以说，《白鹿原》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寻根之旅，不管是清政府瓦解，还是抗日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在哪里，作者想通过白鹿原上一些人的人生经历去探寻。

这问题，应该有你的观点，你自己不理解，那你是考大家，或提一个无知和无趣的话题。

《白鹿原》剧情介绍：传说中白鹿庇佑的白鹿原上，世代居住着同根家族白、鹿两姓子孙。时代变迁，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现任族长白嘉轩（张丰毅饰）之子白孝文（成泰燊饰）、乡约鹿子霖（吴刚饰）之子鹿兆鹏（郭涛饰）与白家长工鹿三之子黑娃（段奕宏饰）情同手足，成年后各赴前程。

黑娃与渭北郭举人家的小女人田小娥（张雨绮饰）私通败露，田小娥亦被族长拒于祠堂之外，两人遂迁至慢坡窑洞内度日。加入共产党的鹿兆鹏从城里带回革命浪潮，黑娃成为中坚力量，国共分裂后兄弟俩被迫逃亡。

鹿子霖乘机霸占独自留守的田小娥，并设计利用她陷害下任族长白孝文，引发族内轩然大波，风云变幻的时局下，素有“仁义”之名的白鹿村内纷争不断，古老的土地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扩展资料

《白鹿原》角色介绍：

1，黑娃

这是一个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物，充满个性又有很大的悲剧性。他一生当过长工，做过土匪，闹过革命，又投身军营，后又成为朱先生最后一名弟子。

2，田小娥

黑娃之妻，命途多舛，生性并不放荡，但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跟黑娃、鹿子霖、白孝文都有一段让人脸红心跳的情欲纠缠。对于田小娥最后结局的处理，电影的表现比小说来得更残忍，更荒诞，更令人绝望。

3，白嘉轩

白鹿村族长，位高权重，声望颇高。电影只保留了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领袖的一条主线，对长工鹿三一家仁义礼遇，对鹿子霖宽容待之，对白孝文严厉管教，对田小娥则无情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