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怎么应对疫情？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最早发现了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

对于瘟疫，古人并非束手无策。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祖先们是如何防疫的吧！

一则，隔离

在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

二则，养正

《内经》明确地讲：“……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

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三则，艾灸

前人重视艾灸防疫。

前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扶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

四则，药囊

古人认为，疫毒是偏性极重一种邪气。可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比如，可用药物悬挂或佩戴的方法，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有效预防疫毒感染。

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

五则，药浴

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六则，粉身

身上抹粉，也能预防温疫邪毒。

七则，服散

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中医人及中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

八则，烧烟

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服散等等方法，还有空气消毒法。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

九则，消毒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

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

由此可知，古人非常重视疫毒的防范，古人所采用的预防疫毒的方法多种多样。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

古代的中医！比现在厉害

一是防，做好自我防护，隔离病人；二是治，对症下药。

从我所了解的知识中，古代人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发展，基本上都是自然界的植物，对应对疫情，古代人用着自己聪明智慧，对发生的疫情进行诊断研究，然后寻找相应的草药，将草药熬制成药剂，分发给百姓，提高百姓的免疫能力，中草药之所以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与中国的中医发展和人民的智慧密不可分，可谓是，中国的中医学博大精深，现在中国人民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医学中的奥妙之处，同时也向全球全世界人民展现中国的医学成就，在过去的非典疫情和现在发生的新冠肺炎治疗中，无不与中医结合治疗的成果，我为中国精湛的中医学而骄傲。在此还是非常的感叹古人的聪明智慧！

烟熏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古人战胜疫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说起来我们现在应对疫情的措施很多方面都是学习古人的。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疫情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惨痛的灾难。当时一旦爆发疫情，人们首先要进行的措施，就是设法防止疫情扩散。所以切断传染源，进行隔离就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手段。

宋代的虔州瘟疫，爆发原因就是河流上游的水源被污染导致的。当时的知州刘彝重新修建水渠，让被污染的水源远离生活区，这才将当地的瘟疫给治理好的。

同时政府在当地会开设专门的隔离区将得病的村民隔离治理，宋代时期已经开始了许多管办的养病机构，在清代政府还制定法律，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开来。对来往人员进行严格排查。

我国的医学博大精深，经过多年的发展，各个朝代都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防疫经验，并且出版了许多相关的医书，比如药王孙思邈有《千金翼方》、吴又可的瘟疫论、苏轼的圣散子方、就连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有专门的医药学内容。这也让当时的统治者能够及时科学的寻找治疗瘟疫的方法。

当时的官府都会出手救济百姓，派遣医生、免费提供草药等。在平时古代政府就十分注重医疗卫生，也有完整的医疗体系，比如宋代就设立有翰林医官院，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还经常给百姓普及瘟疫知识。

在发生瘟疫时期，往往伴随这人口大量死亡、天地荒芜、民不聊生等现象。当时的政府往往会对疫区的百姓进行救助，汉代时期，发生瘟疫政府就规定：

同时还会开仓放粮，减免当地的赋税，《后汉书》记载：染上疫疾之家，一年可以不交租税。汉宣帝也曾在大疫之年下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这些都是比较科学的防疫方法，可见当时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对防疫工作也有了相当的经验。同时皇帝还会进行祭天，祈祷上天保佑。

您好，我是潆祤的宝贝，很开心回答您的问题！

关于您提问的：古人是如何应对疫情的？这个问题这.我的回答如下：

从有了人类开始，就有了疫情。各种瘟疫的爆发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今天。从2003年抗击非典开始，我们对瘟疫的认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民一心，众志成城！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观今亦见古，无古不成今。今天我们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措施也会吸取古人对待疫情的经验和教训！

据统计，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瘟疫大概有500多次，记载比较明确的，比较过规模的也有300多次。中国古代基本没有相应的公共医疗监测体系，没有主动报告的制度，更谈不上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遭遇瘟疫后，主要是事后报告制和紧急求援制。控制不住时，地方紧急向中央求援，由中央派医生携药材前去救治，大瘟疫往往伴随着饥荒，因此还需要拨钱粮等。

在古代出土的文献中，提到过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但这是当时政府内部出于对劳动力维护的角度对刑徒、士兵等特定群体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指向全民利益，并不是一种公共卫生体系。

据记载，关于对麻风病人的隔离似乎是强制性的防疫措施，但这种隔离并非针对全社会。如《论语》卷三雍也中就记载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问候。我们知道，儒家是最讲究礼节的。老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隔着窗子说话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麻风病人采取的措施只能是直接隔离，将冉耕隔离在屋内，即便是师生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古人对瘟疫已有隔离防护意识了。

到了唐代，出现了医生巡疗体系。地方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他们会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不等的医学生，专门负责境内的巡疗，防治疫病也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宋代地方上设置官药局，以及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并且唐宋都特别重视药方知识的普及。比如唐代官方屡次修订方书，用张榜告示等方式进行传播。

另外，古代的道观、寺庙乃至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广泛从事医疗事业。如唐代的景教徒（即基督徒）近代的耶稣会等。另外当然，古代的很多防疫、赈灾等工作是由地方乡绅来组织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有一种机构叫做悲田养病坊，这是一个设置在佛寺中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它兼有两者的特点，既有医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爆发传染病之时，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社会发展到今天，在我们中国，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民一心！有科学防控措施！非典我们战胜了！新冠病毒一样能战胜！中国加油！

在古代采用隔离，中医

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由于传染源防护不利造成，于是经历了多次的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变成了每次疫情时的重要工作。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还有对疫情以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同时加大医疗的投入研究，也是预防疫情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疫病的记载了，黄帝内经中还记载，五疫之至，皆向染易…避其毒气，这里就指名了疫情是会传染的，古人为何没有大范围传播呢主要就是交通不便，人员流动不大，还有就是病毒的变异能力没有现在的强，谈到如何应对，这个真还不知道[大笑]

在中国古代，道教将瘟疫视为瘟鬼施放的毒气，认为感染毒气的原因既可能是善恶报应、承负灾祸也可能是身体缺乏保养、元神不固。基于道教对瘟疫致病原因的分析，道教一方面通过原始巫术、以忏悔谢罪为主的祈禳之术和具有象征意蕴的送瘟仪式等道教法术来治瘟，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施药、存想、行气等道教医术来治瘟。

至于古代人，对于病毒的传染方式不是很了解。很多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都有很不好的生活习惯。而古代人面对疫情，基本上都是靠吃中药解决的。而医圣张仲景所出的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张仲景所说的伤寒就是瘟疫，也就是传播很广的病毒。张仲景作为一个怜悯之人，看到百姓深受疾病之苦，便自己下定决心要研制出针对伤寒的药。之后便自己当堂诊断每一个受伤寒感染的百姓。在这本书里，张仲景描述了伤寒病毒的各个方面。可是治疗方面却只有吃中药这样一项。虽然说张仲景的药救活了近万条生命，但是因为瘟疫很严重，请凭他一人之躯不能帮助整个国家。经常会出现村里一个人感染，然后死一整村的现象。所以古代人面对一切基本上就是吃草药，然后其他的基本上不会做什么，跟平常生活一样。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前之间，有669个年份中出现过疫灾，也就是平均每4年就发生过1次瘟疫。那么，瘟疫在古代中国是怎样的？

发生大疫的原因主要有四类：一是气候反常，包括大水、大旱、奇热、奇寒等；二是动物活动异常，包括鼠害、蝗灾、蝇灾、蛾灾等；三是社会因素如战乱等；四是其他自然因素如陨石下落、海啸等

古代中国的瘟疫不只是天花，古籍中记载的名头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鼠疫、鼠瘘等。

瘟疫一旦爆发，靠人力主动扑灭，这在古代是极难的，可谓是灭顶之灾。综合古书记载，古人抗疫主要靠“防”、“治”、“助”。

中国人早在汉代就意识到，疫病“防”胜于“治”。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从食物来源、气味、色泽、存放和污染等情况，科学地介绍了各种疫毒、致毒、致瘘等后果。

东晋葛洪在肘后方一书中，记有民间用狂犬的脑子敷涂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上，便能预防狂犬病。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记录。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成于1567年的俞茂鲲所著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记有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预防天花。1681年，康熙皇帝下诏全国推广人痘法以预防天花流行。

在瘟疫面前，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可谓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过，一旦瘟疫真的发生，政府往往会出手救治。中央政府会派遣医官到疫区，携带药品，现场救治。比如康熙十九年，就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一些地方官也会组织医生进入疫区进行疫病的救治。

一旦疫灾爆发，官府和地方的乡绅会立即承担起灾民的安置工作：赈灾施粥、派送医药、疫病教育、机构救助等。一般来说，官府会在疫灾过后会减免疫区租赋、鼓励垦荒等，促进疫区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稳定。

“疫，民皆病也”。疫疾作为一种群体性多发传染疾病，古往今来肆虐于华夏各地，不但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回溯历史，发现古人对疫情防控也十分重视，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疾病的分类常识，可以将人体疾病划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比如，传染病高发的年份被称作“疾年”;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大量传播被称作“雨疾”，表示生病的人很多，疫病有如下雨一般。而“降疾”则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作的各种努力。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的素问·刺法论篇中也记载：“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说明当时认为瘟疫流行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到了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措施。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有了疑似病例，典甲负责调查，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医官来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迁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

针对疫病扩散，秦朝还颁布了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其接触，也不与他一起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传染病，王充在论衡·言毒中曰：“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胎肿而为创(疮)。”据说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关于防治传染病的立法。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在疾疫爆发后，汉政府直接派出医疗人员实行救助。西汉元始二年夏，青州一带发生旱蝗灾害，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东汉时，设立了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后汉书·皇甫规传中有描述：“延禧五年，皇甫规证陇右，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

唐宋时期，医学大发展，防疫救灾措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备。每逢瘟疫流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多方措置，广为施方散药，来渡过暂时的难关。据《新唐书》中记载：“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到宋代，朝廷专设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并组织医学家编纂太平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方集，指导老百姓用中医药治疗和预防疫病。

北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暴发瘟疫。时太守苏东坡亲自配制“圣散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当前棘手的问题之余，他认为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创办了“安乐坊”，成为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后经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为官办的“安济坊”，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专为穷苦人治病。

随着抗疫经验的不断积累，古人在药物防疫的基础上，又总结出隔离检疫、消毒、保持良好环境和个人卫生等经验。如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提到：“凡入疫家视病，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诊脉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特别强调在疫情传播阶段，就是医生也要避免近距离接触。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这种煮沸、澄清之后再饮用的做法，是处理饮用水以保证健康的措施，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为了防病，保证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要。清代医家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中提出：“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王士雄(孟英)的霍乱论告诫人们：“平时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卜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

在解放以前疫情根本无法应对，只有任其自流。听老年人讲有一种病叫大腿转筋，当时由于无法应对死了很多人，刚刚抬出去一个消息又传来某某又死了。这种疫情究竞是什么病至今也无人知道。只知道当时只称其大腿转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