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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青春——80后文学的崛起与现状（论文作者：刘永涛）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李傻傻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他们一现身，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并且引发着不可拒绝的文学事实：以他们为主体构筑的80后文学如飓风般迅猛抵达世人面前，成为文坛不可回避的焦点。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各大报刊杂志网站纷纷对他们作出关注和评介，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容易让人遥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那么，何为80后文学呢？我们认为，它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概念，也不是文学流派的概念，而是以写作者的出生时间（1980-1989年）来集体命名的、被符号化的、约定成俗的一种称谓；它没有统一的创作理念和相应的组织模式，更主要是一个时间上的代群表达法。本文试图从成长环境、文化背景（主要表现为网络、大众消费文化）以及80后作家群自身特征等几个方面对80后文学作出粗略考察，并对80后文学的明天作出展望。
一、成长环境：整体上宽松优越
勿庸置疑，80后是极富标志意义的一代。他们出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始的80年代，成长于国家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90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最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一代，由于出生、成长在一种全新的时空状态下，在整体上有着优越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得他们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社会参与意识等方面都与前数代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过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个体基本欲念由被禁锢到被归放甚至极端发展的时代，面对汹涌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急剧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思潮的冲击，80后一代往往手足无措，而任自己的青春激情盲目地东突西撞。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多方面的信息渠道，较高的知识素养，使他们的心态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慎重地进行自我价值的反思，开始了对生活品味的追求。相比祖辈革命年代的政治狂热，父辈改革年代的物质狂热，他们可能更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他们通过手中的笔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情绪--即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另类、叛逆、青春的疼痛，表达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很自然地，我们在80后文学那里看到比前代文学更开放、更自由的姿态。正如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他们之于文字和文学，有不少人好像是天赋异禀，从感觉之微妙，到语言之灵动，都如同天籁……而他们的真率，似是与生俱来。这跟他们较少受到文坛已有风习的浸染有关，更与他们在新的时代、新的氛围下成长起来有关。"
经济生活上的无忧无虑，接受教育机会的大大增加，社会的日益和谐，显然为80后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掀起80后文学第一波浪潮的韩寒的文学之路颇具代表性。韩寒通过参加《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而一举成名，随后推出的长篇小说《三重门》，成为文坛一时的热门话题，中学尚未念完便辍学，言行怪诞的他很快便引起了一股"韩寒旋风"，进而成为广大青少年的偶像。韩寒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方面固然因其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他，可以在辍学后恣意地写作，其实也是与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日益宽松分不开的。纵观已成名的80后作家，如郭敬明、春树、小饭、蒋峰、苏德、周嘉宁、刘嘉俊等等，生活学习在北京、上海等经济文化中心，这种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成名显然具有优势。再如被称为"玉女作家"的张悦然，读完山东大学后，更是到新加坡留学。春树和张悦然也许是80后作家中最风光的两位，看看她们的生活背景，春树在北京，张悦然在新加坡，这两个城市都很发达，在她们的小说《北京娃娃》、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红鞋》等作品中，城市意识比另外的80后作家要强烈得多，小说中充斥着城市符号。还有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小说主角虽大学还未毕业，却完全过着准白领的生活。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现实生活的经济力量。
与此同时，80后作家的受众群也应是我们的不可忽略的考察对象。必须看到，这一代作家的崛起和整个独生子女群体有关。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眼下正值青少年时期，他们的生活经验与前代人的不一样，所寻求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与前代存在很大的不同，他们更愿意从同年人的文字中寻找与自身相关的情感与经历，那里有更为熟悉的生活世界，让他们感到亲切自然，很容易引起共鸣。同时，他们本身有消费能力，这很重要，中国独生子女这些家庭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后，经济上逐渐宽裕，成长为强大的购买群体，是80后文学图书消费的主力军。
事实上，80后文学在青少年中的市场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市场消费的低龄化、读者群体的低龄化，是导致文学写作低龄化的根本原因，"就市场而言，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是青少年，比如各种电子游戏、光盘的市场消费者，大多数是青年人。文学消费也是如此，青少年和成人是不一样，青少年的文学消费能力很强，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生活和生存的压力，拉动市场的力量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80后作家与同样出生于80年代的读者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互联网：80后文学崛起的温床
80后作家是与以往的写作者们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甚至有人戏言"他们是在键盘上努力和网友聊天时学会把玩文字的"。互联网正对对这一代作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网络文化成为80后文学崛起的重要文化背景。
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而来自中国互联网用户年龄统计表则显示，30岁以下占70%，24岁以下则高达53%，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真正的网络时代正全面来临。
互联网对80后文学的崛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为重要的表现便是实现了"零进入门槛"[7]。"零进入门槛"包括五个方面：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形式。任何人想进入文学领域，只要会上网，会文字写作，无需按照传统的程序，便可以达到发表作品的目的。文学传播开始发生从大教堂式到集市模式的根本转变。文体的边界、道德的规范、观念的限制随之松动，80后文学获得了远高于传统纸质文学的自由度。这种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正悄悄地改写着文学的规则，也使一些很有潜力但缺乏更多生活、生命体验的年轻作者，提前进入了市场写作而放弃精神的标高。
与前代作家相比，80后作家自觉地将网络视为自由书写的空间。对他们而言，网络就是文本，他们的精神呼吸、表达欲望、思想观念如茂盛的野草，随时在网络上滋生。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80后作家的作品最初几乎全都集中在网络上发表，都兼具网络虚拟空间的叙述特征。当他们不断参与网络组织的文字比赛，在网络的BBS或各种论坛上抛下自己的文字时，其鲜明的特色、非传统的风格和张扬的个性，已有的网络影响和潜在的市场利润，被一些精明的出版商看中，于是请来著名作家写序推荐，把这些文字从网络搬进了印刷车间，由此催生着一个又一个80后作家。尽管许多作品只是供读者的一次性消费品，甚至是泡沫化垃圾化，但同时有大量的作家在走向成熟，网络依然为更多的80后作家提供的广阔的舞台。大量"写手"正是通过不断推出新作品，不断试探读者的普遍口味，不断修正自己的写作方式等等，来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春树，前不久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张悦然，还是李傻傻、胡坚、小饭及一批活跃的80后诗人如丁成、秦客、八零、枕戈、刘浪、莫小邪、三米深等等，无不是先在网上赢得人气，暴得大名，进而转向纸质媒介，再走向主流报刊和文坛的。
三 、大众消费文化：80后文学崛起的"兴奋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涌入，消费主义也开始冲击这一代的价值观念。特别是90年代搭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车以后，紧接着又与传媒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辐射磁场。当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时，大众消费文化得以全面兴起，而这，恰好成为80后文学崛起的"兴奋剂"。正如评论家陈晓明所讲，"他们的存在与写作处在同一平面，他们不再需要文学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80后'占据的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空间，相比较起背负着历史重压和文学经典传统的那几代作家，他们面对这个时代更具有先天的优势"。对80后作家而言，禁欲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没有前代的国家革命意识，没有经历红色写作年代的他们，对"欲望"的张扬早已不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自由自在地消费和享受各种各样的欲望已成为日常生活。
在大众消费文化的推动下，文学经历着从创作到策划、从作品到商品的变异过程，文学的商品属性得到极大程度的体认，而近几年80后的文学创作，更是使文学的商业化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再到新近的《岛》系列，每部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不断制造着出版神话。同为80后作家的张尧臣撰文指出，"他的成名作品《幻城》的出版经过也许可以说明他的作品更为商业或者远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统计显示，1999年以来，多家出版社已为80后作家出版数目庞大的作品，并且迅速占据了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与现当代作家作品平分秋色。韩寒、郭敬明旋风般挤进了《福布斯》公布的"2004年中国名人榜"，则堪称极端的例证。显然，韩寒、郭敬明现象的意义除了文学本身外，也许带来的更多是经济学消费学上的意义。不难发现，当下大量的文学写作正在按照文化工业的逻辑推进，有如一个产品，通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在流水线上无限地复制。然而，创作主体的泛化和文学作品的泛化使文学暗藏着巨大的隐忧。为着使自己的作品获取更大的共享性，作者的独立意识逐渐淡化。一方面标榜个性，刻意在作品中渲染性、暴力，披露隐私秘史，制造卖点；另一方面则信奉"汝果欲作文，功夫在文外"，热衷于炒作。
中国消费社会的时代特质，可以说是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最重要的原因。丹尼尔·贝尔把人的消费要求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需求，二是欲求。所谓需求，指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社会人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要求，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便会产生不便，甚至无法生活。而欲求，指的是人超出这种最基本要求的部分，与时尚、身份认同等文化问题相关。在消费时代，人们"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众消费文化逻辑上要求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全面地理性化。由于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人们的自我意识、实用观念和利益动机日益获得了合法性并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从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从过去仅强调集体到现在开始强调个人，从过去仅重视理想到现在开始重视实际，从过去仅注重义务到现在开始注重利益。从这个角度看，80后作家的创作已不仅仅是需求，更是一种"欲求"，他们正是与当下"大众消费欲望"切合，制造并实现着自己"青春欲望"，扮演着文化明星的角色。
进一步看，80后作家商业化明星化突出地反映出文学的精神内涵日见稀薄的事实。当文本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作家的形象就成为被开发的资源了。在传统社会，文学是人们神性崇拜的重要承载体，文学作品深邃丰厚的精神内涵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情怀，攫取了人们的心灵。如今，文学中这股浓郁的宗教情怀被世俗欲望的暴风吹散，消费社会把人们的神性崇拜引向世俗的途径，这就有了当代乐此不疲的追星现象。而作家一旦被当作明星包装起来，就成为被抽空内容的纯粹物化形象，在市场上具有最大的交换价值，最有影响的明星实际上是最完美的商品。传媒将80后作家区分为偶像派与实力派，推出"80'后作家人气排行榜"即为典型的例子，这其实差不多就是港台娱乐圈明星排资论辈包装炒作的翻版，而郭敬明等等，眼下确实已成80后的"超级明星"。不过，80后作家群尽管来势凶猛，但始终还只是大众传媒上的话题，文坛对他们表现出比较冷淡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冷淡其实是文坛拒绝明星化的一种过激的反应。客观地说，80后中一些年轻的作家的确是在执着地追求文学性的，他们试图带来新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情趣，是不应该对他们表示拒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