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1828年起构思，到1845年动笔创作，直至1861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1828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1829年和1830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1832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1848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183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1848年革命，以及1852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订、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已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1862年7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份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 “法国第一号煽动家”，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
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悲惨世界》一书中，雨果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现实。雨果的这部传世之作，创造了一部反映法国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长篇史话。全书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个人命运与历史题材的结合，气势磅礴，色彩瑰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
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以文学价值而言，远远在大仲马、梅里美等人之上。文学风格与价值的高下，即使对于当时我这个没有多大见识的少年人，其间的对比也是十分明显的。
《悲惨世界》的卷首上印着一句话："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雨果的文学热情，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绝然无缘。20世纪被唤做"战争的世纪"，持续不断的悲惨与杀戮，不正是因为失去了照亮全人类的"人性之光"吗？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雨果是值得一读再读、长读不衰的作家。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得有些早了，我读不懂书中那些有关法庭、监狱、坟场和沙龙乃至巴黎城下密如蛛网的下水道的大段章节，硬着头皮啃下去，心底里让小说抚摸得最柔软的仍是冉阿让的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再读《悲惨世界》，这才意识到，小说中那些被人们批评为"议论、考证太多，成为书中累赘"的章节，其实全都蕴藏着无法估量的宝藏，那意味着文化，那是世界上的一座高峰，而且可能是比许多高山还要高的高峰。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1861年6月30日，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史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悲惨世界》是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在法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创作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而且可以说是更加巍然耸立的丰碑。雨果作为世界杰出小说家的声誉从此稳固确立了。说它较之《巴黎圣母院》更为重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巴黎圣母院》以中世纪末期为故事背景，通过曲折的手法反映当时的法国社会，而《悲惨世界》则直接描绘了十九世纪初期，即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的法国社会，因此更具有现实感；《巴黎圣母院》集中描绘流浪者、乞丐、孤儿等下层人民，而《悲惨世界》则把视角从穷人扩展到社会渣滓和共和派，视野远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意蕴厚实得多。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相隔了二十多年，《悲惨世界》写作时间很长，毕竟是雨果呕心沥血之作!
从二十年代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为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些监狱和苦役场：一八二七年参观了比塞特尔的监狱，一八三四年参观了布列斯特的苦役监，一八三九年参观了土伦的趸船。在这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导下，雨果写出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小说：用自叙体写成的死囚末日记(1829)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1834)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五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拆开，并无端禁闭了他二十四小时，他—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故事简洁而动人。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八二八年，雨果就知道—个真实故事：一八O六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的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品行端正，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三十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一八四一年一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写下了记载这一场面的散文。当时有位作家于勒·雅南写过一篇风俗研究她零售自身(1832)，记述一个女子为穷困所迫，出卖自己的头发和—颗牙齿。这个故事雨果有可能知道。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个故事的梗概：“—个圣人的故事———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四个主要人物：米里埃尔主教、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从—八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在构思和写作小说《贫困》。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十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付梓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从—八六O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他花了七个月，“对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整部作品反复思考，融会贯通，使十二年前写的一部分和今后将写出的另—部分完全一致。”从—八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六一年五月，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悲惨世界》，直至精疲力竭。于是他到比利时旅行，从五月二十二日起，到滑铁卢战场凭吊，随即写作关于这场战役的篇章。六月三十日，他写完了全书。九月，他回到盖纳西岛以后，复看手稿，从十二月至次年五月，补写了第五部。小说在一八六二年上半年陆续出版。《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它被看作雨果的小说代表作，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小说出版时，虽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不为评论家所充分了解。拉马丁认为“这部小说是危险的”，就是一例。另外有人认为，倘若《悲惨世界》早问世二十年，也许会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相媲美。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悲惨世界》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巴黎的秘密》当初人人争睹为快，排队等候刊载这部小说的报纸出售那种轰动一时的情形。雨果并不稀罕这种一时的成功，因为他不愿《悲惨世界》以报纸连载的形式问世，认为这有损于艺术品：“轻快而肤浅的剧作只能取得十二个月的成功；深刻的剧作会获得十二年的成功。”雨果的断言是正
确的。《悲惨世界》在二十世纪受到长盛不衰的欢迎，流传于世界各国，它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巴黎的秘密》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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