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

中国知识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这种历史渊源极深的天下主义，可能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引申出价值上的一元主义，把西方“先进”、“文明”和“富强”当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从而迅速地认同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续着鄙夷四裔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却引申出通过近代化而富国强兵，从而俯视天下的雄心。在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尽管有些人对于原为“虾夷”、“倭寇”或“岛夷”的日本，会有权宜的亲和之心，会有热烈的学习之意，但是从根本上却不会有所谓“同文同种”的心底认同。

毫无疑问，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尊和认同书写历史，“为了证明民族伟大，往往要证明历史悠久”，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关于过去的叙述只是依赖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能相信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这样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去挖瘤割疮，却不应当充满爱恨情仇去编造故事，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在国家需要与历史事实之间，历史学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选择，津田左右吉的命运说明，学术常常被政治绑架，历史叙述有时就像事后有意放在现场的证据。

“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 “东海”（也包括近世欧洲人经由海上途径到达东亚的“南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

同样，在明代方志图经中重点凸显的是官府衙门、宗教寺庙、学宫官仓，也一样呈现着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没有了坊巷，没有了市集，没有了娱乐场所，这透露着绘制者视界中仿佛目中无“人”，绘制方志地图的人仿佛都那么大公无私，没有民众的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它就仿佛在说，如果把方志地图当做一个思想史的隐喻，那么，它暗示的也许是，这个时代“国家”越来越显得专制，公全面压倒私，甚至取消了私，在府廨、寺庙、学宫、官仓等等政府设施的背景中，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在这些士大夫所绘制的地图里，已经全面消退，似乎越来越没有重要性了

他（指萨义德）指出“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是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所谓“东方”常常不过是为与“西方”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想象和建构。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来看沉湎于天下想象中的古代中国，看这些被半真半假的见闻和异闻编织起来的异域致知识，就可以知道，古代中国对于异域也同样存在着一种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只是，而是对于”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与”四夷“的一种想象

到了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已经到了非洲的东岸，实际经历的空间也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无数倍，人们知道的各种文明的情况也已经很多…… 古代中国人其实地理水平很高，绘制地图也很高明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才给中国造成了极大震撼。因为他告诉中国人，第一，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这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第二，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

需要讨论的不是悬置在抽象半空中的，而是落实在语境中的思想。

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

文化传播常常不是原汁原味，需要考虑到传播途径与接受选择两方面。

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同一历史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 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概念，在有限“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有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辩。若曾以义断之，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上外下，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郑若《送开阳杂著》）

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世纪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至少在唐朝）可见，无论倾向战还是倾向和，政治立场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差异。可是在宋代，坚持主战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也可以用宋代的词汇称作＂国是＂。

（古代中国地图）在形式上往往和古代中国绘画差不多，有的地图干脆就是美术作品，如名山胜迹图、城市地图等等。一般来说，很少有大片的海洋，所以很少有空白，没有空白就不能有太多的点缀，特别是古代中国地图常常有大幅的文字标识，更没有空间留下来绘制奇物异类。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

不过，我们还是考虑，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其历史的背景和基础是什么？所以，特别需要追问的仍然是本文开头的问题，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中的未来？

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天下”观念，使中国知识人有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通主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们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心和一种真理，而且中国很习惯于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天下。因此，当西洋以其富强崛起，那么，中国又很容易就承认西洋的途径就是普遍适用的途径。

传统文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觉得，除了给人以知识的 乡食 宴，训练人们的智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建立对国族（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府）的认知，过去的传统在一个需要建立历史和形塑现在的国度，它提供记忆、凝聚共识、确立认同。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在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回顾学术史的意义……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领域中，学术史需要讨论的，一是传统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二是这种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是如何形塑出中国的学术观念与方法的，三是现代学术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从学术史角度说，这三个问题至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于既往学术史的回顾，是否能够让我们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我们对于未来学术的潮流和取向有所自觉。

[...]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看小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只是来自某种西方时尚理论的后设观察，成为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

[...]第三就是以扬子江下游出身的人为主[...]

如果说，作为区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蕴涵了以地区差异淡化“中国”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化解“大”，那么，近年来区域研究中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这一空间单位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涵盖“小”，也同样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

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欧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这还是一个问题。 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空间”，承认过一个“历史”？

[杜正胜]“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