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他们所经历的苦并不是自己的业导致的后果，而是来自于外在的神圣源泉。必死的男人和女人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必然竭尽全力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像安提戈涅所做的那样。但是，当他们走到全部努力的尽头时，只能果敢而毫不畏缩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苏格拉底想象有一群人，他们从小就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一个洞穴里。他们必须背对阳光，因此只能看到从外面的世界反射到洞穴岩壁上的阴影。这是未经启蒙的人类之境况的形象比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可能直接看到理念。我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缺乏教育的境遇，以至于以为这些转瞬即逝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如果我们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会因洞外灿烂的阳光和充满活力的生命而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也许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因而想要回到我们熟悉的光线微弱的环境中。

人们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义命题。的确，人们一般都将信奉宗教的人称作“信徒”，似乎认同那些宗教信条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然而、大多轴心小时代的哲人对任何教条或玄学都不感兴趣。像佛陀这样的人对人的神学信仰漠不关心。一些贤哲甚至断然拒绝探讨神学问题，声称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坏性。

人们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发现自我的最深处，通过静默和精神上的修炼可以引导有志者认识到欲求瞬变之物的无益，认识到珍视个人的高贵身份是多么愚蠢，因为它并不比最终酿成一罐蜂蜜的一点点花粉更重要。

鲁国的礼仪改革基于一条意义深远的原则:礼不仅仅改变了礼仪的实践者，它同样提高了仪式领受者的尊严。这本来是个不可思议的观念，但它基于一种深切的心理顿悟。当人们自始至终受到极度的重视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值得受到敬重，他们认识到自身拥有绝对的价值。因此在中国，“礼”使人际关系神圣化并赋予他人神圣的品质。当臣属以规定的姿势站在王侯面前时一躬身、饰带垂向地面、下颏前双手“垂拱”，他们恭敬的姿态维护并增进了王侯的美德。

听众感觉到他们与一种力量产生了联系，它使季节有规律地交替、星宿维持在其既定轨道上、庄稼生长、人类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元素凝聚起来。

“梵”也能在静默中被体验。一场宗教仪式往往以“谜题问答”（brah-modya）作为结束，以找到表达梵之神秘的口头用语。挑战者提出一个高深莫测的难题，他的对手以同样令人困惑的方式作出回答。比赛继续，直到其中一位参赛者不能作出回应为止:他沉默下来，被迫出局。“梵”的超越性在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之神秘碰撞中被感知，它引起人们对语言之无力的强烈认识。

到公元前9世纪，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宗教仪式的转化作用远比神灵的操纵更为重要。通过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变得不同于我们自己；通过呈现一个不同的形象，我们暂时迷失其中。宗教仪式赋予参与者一种和谐、美丽和神圣的景象，当人们回到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时这些景象仍然陪伴着他们。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宗教仪式往往会重新获得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压力，要保持自我群体与他人相分隔的边界，同时产生对于纯洁、腐败和异族通婚的新的关注。它可以帮助这一社会群体抵抗优势文化。

中国人懂得，任何人都不能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上强辩到底。任何正统思想，无论它何其尊贵，都无法宣称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尊重他人的观点比获得一种毫无谬误的见解更为重要。中国的包容精神是独一无二的。

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人发展出“梵”（ brahman）的理念，意为至高的实在。“梵”并非一个迪弗，但却是比神灵更高、更深，且更基本的力量，是将宇宙中所有完全不同的元素结合起来，并阻止其分裂的力量。。“梵”是能够使一切事物强大并扩张的根本原则。它是生命本身。“梵”永远都不能被定义或描述，但它是包含一切的：人类无法离开它到其外部去客观地观察它。但它可以在宗教仪式中被体验到……

自我的核心并非支配和约東人们日常生活、具有物质需求、欲望和畏惧感的个体之“我”，而是一种独立的终极实在。他们必须经历一场探求自我发现的漫长过程。这是对轴心时代之基本原则最为清晰的表述之一。开悟的人们将在其内心发现超越世界的方法。他们体验超越的途径是通过探求其自身的神秘秉性，而不仅仅是通过参加神秘的宗教仪式。

213.耶利米并不“消极”，他是对的。他那坚定无畏的立场显示出轴心时代的本质原则：人们必须看到事物的真实情况。虽然面对现实可能是痛苦雨令人恐惧的，但如果人们拒绝这样做而将自己的头埋入沙土之中他们就无法在精神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行使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