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使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实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

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就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但有时均势的考虑也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

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所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50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可以统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

《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林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

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迈克尔·狄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详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套语。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得到轻易的原谅。”

在所有的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的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一、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存在着区别。 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做是一个文化实体。 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 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 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

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不变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

大批穆斯林同时转向伊斯兰教，将其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力量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

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真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新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 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 “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新人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体制和文化。"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入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 20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黏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 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成功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范式变的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