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承诺

美国没有欧洲式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其政治生活中灌输的道徳激情比欧洲国家更多。桑塔亚那（ Santayana）曾经总结道：“整个美国是一个大平原，被一股无所不及的风扫荡。“共识理论看见了平原的一马平川，却没有看到平坦造成的飓风的狂暴。在美国，意识形态共识是政治冲突的源头，极化更容易因道德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发生，道德改革的政治不仅是利益团体政治的补充，甚至还会代替后者。道德引发的动荡反而使美国免于阶级冲突。恰恰是道德激情的关键角色使美国政治区别于其他社会，这也正是令外国人最难理解的特点。

西德尼・米德（ Sidney Mead）认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宗教在本质上是预言式的”，这注定了其人民既高尚伟大，又备受遣责，因为“它的理想和抱负一直在审判过往的劣行，并且提醒人们，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国家的行为，都有一套标准加以评判，指出不足之处。用克罗利的话说，这个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理想国家的承诺”，也正是焦虑和愤怒的源泉。对美国未来的承诺，就是对美国当下的控诉。

自欺欺人（ hypocrisy）。如果美国人强烈地信仰政治理想，又拒绝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他们的选择不是改变现实，而是用爱国主义的虚伪极力改变自己对现实的认知。

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有效的权力，被观察到的权力则是被贬损的权力。美国人有时候以挥财富为荣，但从未有人以玩弄权力为荣。合众国权力的设计师必须设计出一种可以感觉到却看不到的权力。权力只有藏在暗处时才是强大的，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会烟消云散。

权力即是恶，它也许是必要的，但仍然是必要恶；权力意味着无限腐败；权力必须在方方面面受到控制和限制，只要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即可。成文宪法，三权分立，权利法案，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边界，限制强迫和开战的权力，都体现出美国革命意识形态对于权力的深刻不信任，这种思想是我们永久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