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

在朝鲜人崔溥日记的末尾，他举出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鲜明对照：长江以南是宽敞的瓦顶房，而北方则是低矮的茅草屋；南方是轿子，而北方则是驴马；南方市场上用的是金银，而北方却用铜板；南方人勤于农工商业，北方人则颇为懒惰；南方人性情开朗，北方人脾气暴躁、容易争吵；南方教育发达，北方知识贫乏。然而南北方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友称秤锱铢之利。

12公里是洪武皇帝想象中人能活动的最远距离（这正好是13世纪英国的一份法律文书中用来界定“邻里”的距离，因为这是短途货运人员可以在一天之内往返市场一个来回的最远路途），他甚至把58公里的最高移动界限写进了法律。

现存最早的一部导游手册是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他主要依靠驿程指南中的道路，模仿其中的地名和距离设计，但同时也加入了许多以北京、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官方驿路网以外的东西。他还添加了许多旅途建议。编书之由乃是“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歧路者多也。” 失败不仅标志着某种制度的衰败，更可能是结构性危机的征兆。

尽管起义失败了，田中正俊认为邓茂七起义是第一次反对租佃制的阶级关系的农民起义，它有别于历史上劫富济贫的政治性斗争。因此，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战争”。

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

明代后期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定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到清代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精英阶层利益的双重保障体系。

在明朝前期，乘轿旅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只要负担得起，人人都可乘轿，只要不违反政府对颜色的规定就行：红色是禁止使用的，五品以下不能用绿色。法律同样禁止强迫他人抬轿。抬轿的活儿被认为超越一个奴仆对地主的例行义务之外，所以地主让仆人抬轿必须另外付钱。到明代中叶，轿子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轿子的使用被糅合到了住宅建筑中。苏州的大户人家多在大门内建一轿厅，作为在室内落轿的地方。另一相应的调整是公文箱的设置，一个长长的带盖的盒子，置于轿柱之间，供旅行者在途中读书或办公使用。

地契最早原型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以后开始广泛使用。瓦莱莉-汉森认为，元代是“契约语言和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时代。如果她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明代就是以大量的契约文书证明了这种渗透的时代，因为明朝以前的契约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明朝前期的土地契约保存到今天的最多的是徽州地契，那里是许多明代商人的故乡。

丘浚相信商人再重新分配货品及平衡供求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进而反对数项政府所实行的措施。首先，国家不应经营手工业而应容许商人管理生产。第二，国家不应垄断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盐)以求征税。它应该容许盐在开放的市场中流通，并以土地为本的税收作为替代。第三，丘浚反对禁止海上贸易，相信它能更促进国家利益。最后，国家不应利用谷物贮存去影响季节性的价格变动，反而应该让商人自由地因应需求以市价使谷物流通。在丘浚看来，如有任何因素促进贫富悬殊，那就是从有限的商品中抽取税收的手法。

慎独斋是明代中叶最大的书局之一，专门刊印历史著作。它既不在北京，也不自读者众多的江南贸易中心，而在福建省印刷业集中的建阳县。位于东南内陆邻近江西边界的山区深处，建阳的优势不是邻近市场而是拥有丰富的原料来源。造价不高的纸张可以从竹纤维制造出来，福建、江西交界一带的山区有大量的竹林。尽管从建阳北部用船运送到南京的距离是1050公里，低成本的原料足以抵消运费。

在1504年，上海人认为商业性质的营销是可耻的；二十年后，上海商人营销远至北京、山东和湖广。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商业对长江下游一带的人们已经变得很有吸引力，而上海和吴江人以前的那些观念亦相应地改变。

至十五六世纪之交，从事出入口贸易的商人数量的增长速度，比贸易数额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当竞争加剧，冲突和地盘争夺战也同样在白热化；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竞争已经变成一种武装贸易。中国沿海一带商业冲突的兴起，也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不祥出现有关系。为了取得穆斯林和中国人在他们到达之前所经营的广大海上贸易网络，葡萄牙人在1500至1520年建，抢掠或击沉几乎他们所遇到的每一艘商船，以迫使竞争对手离开市场。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的主要贸易中心，屠杀了住在那里的大批中国商人。

葡萄牙人的海盗行为，一度使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瘫痪，并驱使地区性的香料市场暴挫，直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得以复苏。...葡萄牙人所引起的破坏和损失，已对十六世纪初期的沿海经济产生一种暂时性的通货收缩影响；对此，中国官员以比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更严厉的程度封锁了边界。也有可能是葡萄牙人的出现，迫使商人自己武装起来，而这种贸易的武装化增加了参与者的暴力性。

嘉靖朝的贸易关闭，通常被归因为中国的一种大陆主义倾向，它基于对外部交往的深层厌恶，对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种种好处也缺乏认识。海洋是一个外来要素，作为屏障，它把世界隔绝在中国人的视线之外，也断了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念想。...明朝的官员和上层儒家士绅可能深信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低等的，并害怕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外地的腐化影响。但文化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漳州人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对外交往的文化厌恶感。

李挺生们出生在1620年前后，恰好正是万历时代结束的时候。从出生时起，这些男孩子就生活在金令银神的笼罩之下，并很轻松地与之和平共处。与出生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前的1573年的张涛那一代人不同，李挺生这一代不再为被张涛斥之为“贪婪罔极”的财富竞争而感到担忧。他们也不再觉得张涛称之为“与人作报，靡有落毛”的好朋友清算账的态度在理念上难以理解或在道德上应受谴责。那样做正是明智之举。

十八世纪受命审阅大清密阁藏书的学者们读到明代传下来的这些书时抱怨说，明朝后期重视感官愉悦的阅读品味使许多纷乱的错误内容夹杂到了严肃文献中来。

张瀚希望商人们依照士绅的标准修身持己（他肯定觉得自己的家庭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他所服务的那个社会政治秩序就不会被无所不催的自我利益扩张所引起的不和谐所破坏。他还特别依恋儒家的刚正和谦恭，而激烈的商业竞争会使之受到威胁。

如果说商品经济中追逐时尚的冲动本身非常简单的话，这种冲动却是以极其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时尚是在永恒的失望和失败中不断变化的。因为时尚是用来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在时尚追逐中败北；否则，每个人都变得风流倜傥，出色与一般便无法区分。时尚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界际在不断地移动，总是有新的标准被不断地制定出来，是那些正在趋近于现行标准的人遭到挫折。鉴赏家必须得比纯粹的收集者先行一步，真正的优雅一定要比仅仅是拿得出手技高一筹。

毫不奇怪，获得了时尚的控制权，上层社会就能从中获利。时尚促成了一个将纯粹富有者手中的财产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些富有者必须花去越来越多的金钱来获得作为上层社会地位象征的昂贵东西。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流入生产奢侈品的匠人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手中。一部分又回流到既定的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确定哪些是象征性的贵重物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重新出售，甚或还自己生产这些物品，就像明朝后期许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或模仿名家绘画作品时所做的那样。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夹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

在这个圈子里，那些物品是士绅们的“多余之物”，他们看重的是其中的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虽然经济价值总是潜伏在这些物品优雅外表的下面）。他们再次向世人显示了自己丰富知识中蕴含的鉴赏眼光，并重申了在与商品世界打交道时这些知识的重要性。随着文化类商品数量的与日俱增，商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令人眼花缭乱。这种鉴赏品味文学也在无声地重申这样一个事实：鉴赏水平的高低并不在于拥有（当然还包括购买贵重商品的经济能力），那些文化品位高的雅士总是比有钱人更在行。

那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开始以一种让许多国人感到震惊的速度，迅速地由社会主义滑向市场经济，激起70年代末对“哲学的贫困”的焦虑，进而走向80年代更为普遍的文化危机。

明朝由王朝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在将这一变化呈献给读者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相似之处……中国自70年代以后从农村国家社会主义到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浓缩旅程……每一个历史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

一位官员于1614年前后在澳门竖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项葡萄牙人应该遵守的规定，其中第二条是他们不可以购买“唐人子女“，但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涌入澳门，“每岁不知其数”，正如当时另一位明朝官员抱怨的那样。至少在穷苦劳工的眼里，在澳门做奴仆比在福建做工要好……因为同外国人做生意所带来的利润实在太可观了。

土地被崇拜性地认为是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它是食物和财富的源泉……那些拥有土地或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土地的人统治着（←重点）那些没有土地爷无法获得土地的人

明初喝茶品味由茶粉转变为茶叶，促进了徽州茶的生产。粉状茶是经过加工程序将茶叶碾磨成粉，再将粉末压缩成为可以运送的茶饼。这些茶饼不会走味或者变坏，比茶叶更易用船运输。明初江南士绅喜爱茶粉，大众口味却喜爱茶叶。洪武皇帝个人喜爱茶叶，宣称只有它才可作为产茶地区的贡品，尽管他的决定部分地受到他要打击围绕着茶粉征税的各种形式的贪污这一意图所激发。因为徽州的茶叶可以比其他长江上游或下游沿岸地区更快地用船运送到位于南京、杭州和苏州的茶叶贸易和消费中心，徽州因此而从中得利。

印刷业的扩展使江南的富户人家大量积聚私人藏书成为可能。那些旨在建立声望的藏书者的目标是拥有万卷图书并藏之于图书馆。明代中叶，两个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藏书量的家族是：宁波冯氏(他们的藏书后来被范氏家族购买而成为该家族著名的天一阁藏书的主要部分)和上海的余氏。每一家族都将他们的藏书建筑物命名为万卷楼，这个数目只是到了晚明时期才经常被超过。

可以理解为什么就得乡村士绅仇恨商人，因为没有土地的商人可以逃避徭役的征发，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士绅却必须承担。可见他们的特殊态度是有其经济和思想基础的。但当大商人转而购买土地的时候，这种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无论如何，当更富有的人们放弃他们在乡村的庄园别墅，利用他们商业性土地经营的利润在城市购买住宅的时候，旧的士绅阶级在迅速地消失。

再者，假如文盲充斥整個國土，這種神話本身也就沒有意義了。而事實並非如此。有足夠的讀書人，國家可以通過書籍出版將他們的個人追求與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節私人出版業締造一個比國家通訊王國更加廣大和多樣的讀者世界尚待時日。這樣一個世界將在16世紀出現。

明代后期人们追逐时尚的热情并不是复杂的道德沦丧的产物，它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这时无数的新富起来的人在追求社会地位：有更多的价值高昂的东西出卖，有更多的人能买得起这些贵重商品，有更多的对原有社会地位标志的可靠性的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们时尚追求的完美构成。为了克服这种忧虑和不安，人们不停地购买。

贵重物品的商品生涯因此在构建明朝前期的社会等级阶梯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这种方式将最近富裕起来的人们置于旧有的身份家庭的支配之下，因为他们首先得向这些家庭学习文化的规则，继而爬越那些在他们看来已落伍于士绅标准的旧有身份家庭。具有悖论色彩的是，《要论》具有重新界定士绅身份地位的作用，将之从生来就是士绅的人们那里重新转移到了那些有钱购买但尚需学习应当买些什么的人当中。一旦通过刻印出版使这种知识以昂贵书籍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所有渴望获取士绅身份的人都可以找到攀登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