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

把新马问题形容为“历史包袱”，其实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历史包袱”，那两国独立了30多年，彼此的关系早该稳定下来了。然而新马关系的老问题却一再反复出现，追根究底是双方对解决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风。

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

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

我拜读过尼赫鲁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给女儿的书信。这些信写得非常优美，他的观点和思绪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回响。

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美国、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对亚洲的民主与人权这么感兴趣，焦点并不在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或新加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美国要这些东亚之“虎”成为中国的榜样，让中国看看这些自由社会正因为拥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

同样，美国自由派分子批评新加坡，也并不因为他们关心300万新加坡人口的民主与人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给中国树立了错误的榜样。

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使我们能够把商品出口到美国，加速了经济增长。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胜利了，我们全都会沦为东洋奴隶。若是当年美国不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由英国坐镇亚洲，新加坡和这个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展开。英国向来不愿意让各个殖民地实行工业化。

不过，就算歧见再多，摩擦再大，东亚国家还是宁可让美国继续留在本区域，为维持区域势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去了竞争优势。

我們則決定每個工人都應通過公積金積累儲蓄，應付老年所需。1978年起，公積金會員可以利用個人儲蓄進行投資。同年較早時候，政府改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務，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務有限公司並讓它上市，同時允許公積金會員利用不超過5000元的公積金來購買掛牌時推出的新巴股票。我要讓大多數人擁有股股權，讓利潤迴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人手中。人們因此不會執意要求把巴士車費訂得低廉和要求政府津貼公共交通。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0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抬上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A precondition for an honest government is that candidates must not need large sums of money to get elected, or it must trigger off the cycle of corruption.

有一回谈起一位共和联邦国家的总理，希利边指着自己额头两端边说道：“他从这里到这里都是木头。”

邵仁枚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

吴庆瑞：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

这个时期，中国正在闹毛发起的文革，处于疯狂的动荡年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

1969年7月，在自杀事件发生三年半之后，林清祥要求见我。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幻想破灭者。他决定永远放弃政治，要出国到伦敦去读书，并希望他的女友能够陪他去。他浪费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过去的同志深恶痛绝。他说：“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失去信心。”李绍祖把他开除出党。

迈克菲挨了四鞭后返回美国。据美国报章几个月后报道，这个少年一晚醉酒夜归，把父亲推倒在地，两人扭打成一团。一个月后，朋友在他嗅吸丁烷时点燃火柴，结果他被严重烧伤。他承认自己早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丁烷吸嗅者。

我在1984年决定让政府部门通过转账系统支付所有雇员的工资。许多文员和工人宁可领取现款，说是不希望让他们的妻子知道他们赚多少钱。

瓦希德戏谑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为女人疯狂；第二任总统（苏哈多）为金钱疯狂；第三任总统（哈比比）纯粹就是疯狂。”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问他：“那第四任总统呢？”他想也不想就回答：“做戏。”

周恩来对库立说：“我对他（指我）感到惊奇。他和我可是同一个血统，为什么总是担心中国会侵占新加坡？”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和印尼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我甚至反问，万一新加坡同印尼发生冲突，难道中国会介入帮助新加坡？

多年后，一直还有记者和撰稿人问起他当时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位强人的影子。他领导过长征，把游击队发展成为强大的战斗队伍，以游击战同日本人对抗，直至日本人在1945年8月投降，并击退国民党的军队，最终使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中国。他的确把中国从贫困、潦倒、病痛和饥饿中解放出来，尽管1958年大跃进引发的饥荒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是他未曾把中国人从无知落后中解放出来。是的，诚如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们还站得不够高。

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学生时，他就陪着我到选区访问。

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才做出决定

泰国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总能迅速机灵地设法捍卫自己。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如果以为日本人和韩国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天生的斗志，那就看错了。日韩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们终究会重组各自的经济体系，学习根据利润原则和资本回报率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