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

新加坡是个小岛，潮退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在我们的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一亿多马来印尼回教徒的三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这使我十分震惊。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我感到万分烦恼。

我天天练习，而且在往后的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有一种到处流传的说法，认为辜加兵和苏格兰士兵是第一流的战士。反之，印度士兵，除了辜加兵以外，执行任务老是敷衍塞责。他们根本无心作战。

接受检证后，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返回收拾东西。日本兵答应了。…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双手被反绑，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我把睡房里的吊扇调到最快，把两扇落地长窗打开，房门半掩，让空气多流通，还是无济于事。最初几晚，汗水湿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后更换睡衣，搞得筋疲力尽。

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

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110（三语的话125）。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内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赛加化阿峇和他的巫统少壮派在新加坡使用的伎俩是屡试不爽的老办法。军警控制着大局，偏袒马来暴乱者，通常他们放手让马来武术团体、歹徒和私会党党徒出来捣乱。一旦煽动起情绪，有足够的华人反击，连普通马来人也参加。当华人接着反击时，就会受到军警的狠狠打压：只强迫他们遵守法律与秩序，不强迫马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