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念

柯林武德把实在主义者的论点归结如下：知识的条件并非是消极的，因为它积极参与了认知过程，即认识者把自己置于一个可以认知某一事物的位置上。和实在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柯林武德认为他自己的“提问题的活动”并不是认识某一事物的活动；它不是认识活动的前奏，而是认识活动的一半，那另一半便是回答问题，这问答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为认识。这就是他所谓的问答哲学或问答逻辑。

神意的观念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 启示录的观念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尽管历史学家们把他们的启示时刻放到了各种各样的时代里：文艺复兴、印刷术的发明、17世纪的科学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9世纪的自由运动，或者甚至还有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要把它放在未来。 划时代的事件这种观念，也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于是历史随之就划分为各个时代，各有其自己的特点。

他（柯林伍德）的结论是，历史应当被看作noeseos noesis【对思考的行为进行思考的行为】

柯林伍德喜欢并经常引用的另一个短语是柏拉图把思维描述为一种“灵魂与它自身的对话”。他更喜欢自己通过写作来实践它，许多讲稿证明了这种做法。

“历史哲学”这一名称是伏尔泰在18世纪创造的，她的意思只不过是指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所找到的故事。 黑格尔和18世纪末的其他作家也采用了这一名称；但是它们赋予它另一种不同的意义，把它看作仅仅是指通史或世界史。 在19世纪的某些实证主义者那里可以找到这个词语的第三种用法；对他们来说，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而历史学的职责则是复述这些事件。

哲学从来不涉及思想本身；它所涉及的总是它与它的对象的关系

它（心理学）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原来的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项上。它只关心历史学家的思想，并不关心它的对象，即过去

对哲学家，需要注意的事实既不是过去本身（像是对历史学家那样），也不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像是对心理学家那样），而是这两者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

现在我们的哲学传统是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一脉相承的，那时思想的特殊问题乃是奠定数学的基础这一任务。……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着上帝与人的关系。从16世纪到19世纪，思想的主要努力关注于奠定自然科学的基础，于是哲学就把这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题，即把人类心灵作为主体而把他周围空间中事物的自然作为客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是到了18世纪，当人们已经学会了批判地思考外部世界时，他们就开始批判地思考历史了。

……在19世纪多发生的那样，情况却是：流行的各种知识理论都指向科学的特殊问题，并继承了建立在数学和神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传统，而在各个方面都在勃兴的这种新的历史技巧却没有人顾及。所以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探讨，它的任务应当是研究这一新问题或这一组新问题，即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这种新探讨就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的称号

历史学，也像神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

当一个学生在无论哪个题目上是处于学生的地位时，他就必须要相信事物都是i解决了的，因为教科书和他的教师都把它们看作是解决的。当他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并亲自继续研究这个题目时，他就回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解决了的。他会抛开教条主义的，教态主义总是不成熟性的永远不变的标识。

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

……它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手段。……一切科学都是从之道我们自己的无知而开始的：不是我们对一切事物的无知，而是对某种确切事物的无知。……科学就是要把事物弄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

希伯来人的上帝无疑地在特殊意义上被看作是希伯来社会的神圣首领的；但在“先知”运动的影响下，即从大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他们越来越把上帝想象为全人类的神圣首领；所以不再期待他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其他特殊社会利益的侵犯，而是期待他按他们的功过来对待他们，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的特殊社会。

……这种脱离特殊主义而转向普遍主义的倾向，不仅影响着希伯来人的神权历史学，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神话学。……与巴比伦的传说比起来，希伯来传说的特点就是它用人种学代替了神谱学。

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阅读他们（希腊人），就很可能使我们认为他们对历史学不感兴趣，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对诗人的攻击可以使一个无知的读者幻想着柏拉图不大关心诗歌。为了正确地解释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记得：有能力的思想家或作家没有一个会浪费时间去攻击一个稻草人的。

从希腊人的观点看来，孕育着人生的那种命运之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仅只因为人类茫然不了解它的作用。假如他不能理解这些作用的话，他仍然可能对它们具有正确的意见；而且，只要他获得了这些意见，他就能把自己放在命运的打击打不到的一个位置上。

他们认为历史证据就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所作出的事实记录。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

希腊人整个来说是擅长法庭诉讼的，而一个希腊人会发现，把他所习惯在法庭上对付目击者的那种批评应用于历史的作证上并没有困难。

这些思想（希腊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反历史的，因为它包含着只有成其为不变的东西才能被人认识的这一立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使能够从报道者的意见中抽出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

他（修昔底德）有一种内疚。他一直试图通过把历史写成某种不是历史的东西，来为自己终究是在写历史而辩护。……希罗多德可以是历史学之父，但修昔底德则是心理历史学之父。……它根本不是历史学。

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上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说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

……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的观念乃是典型的斯多葛派的观念，而斯多葛主义则是希腊化时期的典型产物。他是创造了朴实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

希腊化时代（它包括罗马时代）的普世历史，乃是奠基于对希腊化时代那些特殊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

罗马人有着一种与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自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

他（波里比乌斯）使一个主张为这门科学（历史学）本身而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他的著作的第一句话就之处：这是一桩迄今为止还没有作过的事；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 ……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

只是波里比乌斯叙述的序论部分，不得不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而有赖于早期权威的著作。到了李维那里，重心已经变了。用剪刀加浆糊所构成的，不仅仅是序论，而且是他著作的全体。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

因此，像李维所叙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的一种，而就是普遍的历史，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因为罗马这时就像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已经是全世界了。

李维的倾向是接受它（听到的传说）并且诚心诚意地在重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