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

豪迈轻率的暴力行为与贵族公子的陈套角色有联系。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以张旭一类人物为代表。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关陈子昂、李白及其他人的轶事，确实表明了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李白是否有意识地夸饰自己，已无法弄清，但他确实突出地将自己与这些价值标准认同，这是一些外地人的标准。

对于杜甫卷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程度的估计，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无关的或不清楚的历史背景必须排除，但在其他一些诗篇中，当时的政治问题在表面的事物和通过这些事物而增加的意义之间，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古代读者理解杜诗的方式上甚至更重要。政治和传记背景扩充了许多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被看成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言论。

孟浩然诗篇的本文属于唐集中最差的一类，现存的几个版本差异极大。 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孟是局限性最大的一位，在诗体主题及风格上都是如此。很少写七言诗……作品实际上都是应景诗；没有古风，只有几首乐府、咏物及个人感怀诗。孟诗在题材范围的局限性，部分地归因于其作品中普遍一致的风格。

艺术基本上是与时间对抗的表示，是与文明的短暂相对抗的“千古事”，对于文明正在消失的辉煌秩序，艺术力求保留或重现。

所有艺术最终都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从属于文明的退落性和分解性。（唐代没有联结舞蹈、绘画及诗歌的美的艺术的观念，但它们都由于体现了高雅和文明而统一在一起。）当文明消逝时，自然以自己的超越形式嘲讽般地取代了人工制品。

面对人类努力的必然短暂，杜甫坚定地作着永久、秩序及文明的诗歌表达。他自信地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千古事”，但他还感到：

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及虚幻想像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 性。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它的复杂性。

诗歌材料不是用于各种陈旧题材的修饰技巧，而是从经典著作、哲学家、历史家及较早诗人那里所读到的一切。高适的作品成为一种严肃的模式，体现了最宽泛的中国文学的观念 ，但只有一位诗人真正对这一模式做出反应，这就是杜甫。他对所有文学天才的所有形式都做出反应，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

元结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以适合复古诗歌所要求的严肃道德，但只有在他转身现成的诗歌模式，并与之妥协的时候，他才获得成功。元结这一创造包含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有力诗歌的目标，直到半个世纪后在孟郊和韩愈的诗歌中才得到实现。

《箧中集序》对未成功的贤人的赞美，正植根于当代的政治体验和复古传统。那位大权贵李林甫以不明智的方式，对八世纪的复古复兴做出了贡献。

元结不是一位大诗人，却是一位“重要”诗人。他是一位创新者，为八世纪后期紧接着他的较优秀诗人打开了一条道路。了坚定地确信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动手创造这种诗歌。但他发现，这种诗歌在现实文学的审美界，比其儒家价值观在政治界还更不成功。儒家价值观必须置于社会进行实践；如果它们退入个人价值观，就倾向于与道家的个人价值观结合。故儒家隐士与道家隐士的区别在调子，不在态度。

《箧中集》诗人代表了一种风格，一种情调，及一个主题。其主题是处于贫困和艰难中的贤人，即《论语》中的“固穷”。贤人生活于这种状况中，就是对时代的储蓄控诉。其风格是应景的古风……在拟古方面没有元结早期诗那样激进，而接近于较著名的同时代人的古风作品。

王之涣是出色地体现了时代共同风格的诗人。他的诗在开元中十分著名，但似乎未曾编辑成缉。他只有六首诗存世，全部是绝句，几乎每一首都成为一种小典范。

盛唐神话的最严重危险是被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盛唐诗的丰富多彩一部分确实是由于诗人个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七十多年历程中文学发展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