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的重建

今天台湾社会最深层的问题是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疏离，由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能否形成，是台湾社会重建的关键。例如每个人都知道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他／她置身事外，无暇也不愿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她认为这是政府的事，习惯于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处理问题。即使她偶尔参与公益活动，也看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敢也碰不到问题的核心，对于结构性的异议活动，则深抱戒心。这种态度是长期的中央集权，使社会力萎缩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却也是台湾社会要现代化的最大阻力。

事实上把人划分等级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决策者真正有兴趣的事。可是它是“非教育的事”。它之所以变成教育界最关注的议题，是因我们长年用最低廉的方式在办教育，我们会有两百多班的世界最大的学校，便是这种做法下的产物。由于教育资源有限，把人划分等级变一直因循下来，成为教育者的主要工作。可是我们的学生、教师以及家长，便因此被压缩在狭窄的路途上，相互推挤。而每一次提出一个把人划分等级的新方案，因为事关众人利害，必然要炒热媒体，弄得大家精疲力竭。

自由化的真谛在于发展自主文化。管制越多，人便越依赖……这显示过去“集权－管制”的教育是行不通的，我们应改用“自主－监督”的新面目来经营新世纪的教育，形成现代社会中的自主文化……政府的责任便是提供这种现代学校的新环境，而不是继续要维持父权式的管制。民众也应该抛开过去威权时代的遗绪，不再一味仰赖政府的管制。中小学的“参与及监督”便是民间要共同担负的责任。

今天官方谈师资培育，不断强调要加强规范，以保障学生所接受之教育品质。但台湾教育几十年来在师资由当局一手包办下，教育品质只有败坏。事实证明，由中央政府规范师资，并不代表保障教师品质，而且结果反而是负相关，因为规范之同时，必排斥异质，从而保护同质。保护同质则为败坏的根源。况且师资好坏是非常个体化的，尤其不能靠体制量产。师资标准很难从外在形式加以检定。谈师资好坏要看学生从教师身上得到的是什么。

黄炳煌：“一致化”的观念抛不开的原因，依我看来，一为封建思想的余绪。中国君权自古以来讲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天下一切的事情只能在唯一的最高权威下运作，因此不能容忍歧异。另一个原因则为一般人对和谐的概念认识偏差，以为一致化才能和谐，担心不一致便会引起不和谐……求行政上的方便，也是一致化如此倡行的一个原因。若注重个别差异，便要个别处理，行政人员须动脑筋，又要多费力气，增加很多行政上的麻烦。设定一致的标准，要求大家一致，最为省事，也最不需负责任。

要想想每一次考试成绩的清算，是在制造一批斤斤计较分数的小心眼，把孩童原本欢欣无限的视野限制在细小如豆的分数上。我们的教育中没有爱，却谴责那些得不到爱而逃学逃家、徘徊在电动玩具店的小孩，说他们是天生顽劣，是家教不好……反省是进步的力量，今日台湾教育界最需要的是反省，真真正正的反省。究竟教育是良心的事业，只有通过良心，作深刻真挚的反省，才会衍生力气，从那巨大的蜘蛛网中挣脱出来……真正能对抗那困住每一个人的现实利益的，只有教育者自身的良心。

台湾中小学的体罚问题，其实不是教育层面的问题，而是汉文化下的台湾社会，是不是要它深层意识中的集体主义，加以复制，继续烙印于下一代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童年常被体罚打骂的经验内化了，使得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暴力、服从威权而又认同威权。等到有机会的时候，他们自己便也施展起威权。也有很多人，因为求学的过程全心全力为分数、为出路打算，最后如愿考上大学；这使得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人生制胜的要诀，而从这里建立起了一种为达到目的而压抑一切的生活信条，也使得他们本身变得专制暴力，却始终有合理化的说辞。在台湾，经过十多年的学校教育，许多高学历的人普遍有专制化的人格倾向；虐待儿童，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据我所知，高学历的人打太太的情况也很严重。

在问题诊断上，一直到了“精英主义”开始取代了“后封建牧民心态”，教改运动才呈现出更明显的左翼色彩。

台湾没有经历过一场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便搭着消费文明的便车，骤然来到反启蒙的后现代时期。人的自由度增加，这是进步的，但后现代“各自表述”的精神，使得后封建社会保守的惯性，无法摊开来仔细地被检视，“左”的世界观更无机会萌芽。我一直觉得这是台湾今日教育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扭曲变形、困难重重的缘由……二十多年来这一波波的改革，唯一成功的，只是威权控制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