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取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

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的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

我二十岁那年遇到了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灾难，爸爸被关，叔叔自杀，全家衣食无着，我自己又在学校里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真是走投无路，天大愁苦。这时有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九年之前，她爸爸被划为“右派”，家里也是一片痛苦，她爸爸就要全家读《庄子》。看了几天我渐渐明白，对付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世上有另外一种语法，可以让自己从精神上脱身而出，藐视灾难，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取得一种诗话的自由。

庄子认为，我们如果要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又是不自然的事。他说：“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底之蛙，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它被空间束缚了；夏天的虫，你不可能给它讲冰，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局促的文人，你没法给他讲大道，因为他被教坏了。 既然不必讲话，为什么还有《庄子》呢？那是他获得精神自由的自我记述，也想让少数同道获得共鸣，仅此而已。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几个朋友携带家人一起外出郊游，回来后的第二天大家的回忆已经很不相同，如果再过半年，彼此的印象就更加五花八门了。如果换成一个各色人等参与的大事件，结果会怎么样？彼此利益各有冲突，互相观点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各有角度，大家在记述中难免包含着大量的隐讳和夸张，所谓“客观”的历史几乎无从谈起。二十世纪的法国新史学已经尖锐地指了出来，他们到后来只相信“心中的历史”，即只相信历史在集体心理中的个别投影。司马迁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与当时流行的官场意志相比，已经比较客观了。

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 成语是人们做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别的可以恢复，而文化却不可以用“恢复”一词，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向前延伸。

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许多傲慢来源于无知，终究是文化的毒药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我认为，国际大都市当然需要有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吸引力。它需要有一种特殊的集体心态

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

孔子三十而立，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一

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只要远方有水草，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则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几千年来有点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香港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经历，却从未投入生命。

P23 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永王幕僚重要；李清照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轻倒置，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我看来，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秋雨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也不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是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中华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都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一旦不自然，就开始滋生丑和恶。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为儒家说几句话。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他在设想着一种净如白纸的自然和人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应该不去干扰。但是，问题在于，白纸早已不净，自然早已污染，人性早已扭曲，一切都有待于拯救。既然大道已经废弛，老子所赞颂的小国寡民、百姓淳朴的时代也只是一种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智者能够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隐于野或隐于市吗？面对这样的现实，儒家的观点似乎更积极一些：即使带些刻意，也要一点一点来拯救。

在老子看来，即使一切荒废，也还有自然标准。怕只怕，儒家不以自然为标准，而以仁义为标准，把世界推向更伪。老子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足以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单向思维中解救出来。

在文化领域，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有趣。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上衣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是刚刚参加完扫盲班。

你们年轻，思维偏于单向突进，多听听老子的话好处很多。不少人往往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体会老子的话，你们可以少一点伤痕。

我一直把老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用“做减法”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质朴，导致中华文明长寿。其实，人的长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一生，常常被层层叠叠的虚设目标、虚设赛场所困。你们今后只要又一次被困，不妨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确实，孔子从来不是书呆子。遗憾的是，在他身后多年，中国多数书呆子凭他而活。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重建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