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

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

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

历史事件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到来，也早存在着。

我们该注意疏导时代的情绪，这就应该注意到广义的、多方面的、全人生的教育。 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派学者，几乎全是教育家。

一个世界国家的兴趣和理想呢？此无他故，只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故我说：中国文化中虽不创生宗教，却有一种最高的宗教精神。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人文教”，这是人类信仰人类自己天性的宗教。

從中國歷史上看，不論治、亂、興、亡，不斷地有一批批人永遠在維持著這“道”，這便是中國歷史精神。

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 唯其是文化的、道德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但若根据中国历史来看，我却说中国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 今天中国人都知讨厌文书政治，以火济火，实是没有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之真面目。 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传统向来主由学术来指导政治，绝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的。

倘若个人或社会，把经济当做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与问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绝非最理想的人生，这社会也绝非最理想的社会。 中国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会的，由下而上的。 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因其不经营私人产业，便和出家人无异。

中国军人不但富于攻击性，同时也极富于防御性。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打向落后的内地去。 若我们自己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

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 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

今天台湾是光复了，我们在台湾的一切所见，不仅是看见今天的台湾，还看见日本人五十年来所统治的台湾，这是台湾日治时代五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的过去，也就无法了解台湾的今天。由此可知，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仍然存在于今天，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取消。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确实存在到今天。

但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

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作证。

发布命令的是“中书省”，审核命令的是“门下省”，执行命令的是“尚书省”。后来中书、门下合署办公，便成为两权。唐代政府最高命令是皇帝的敕旨，但皇帝敕旨并不由皇帝拟撰发出，而是由中书拟撰发出的。由中书发下的皇帝敕旨，又必经门下覆审。所以中书、门下两省，在唐代政府中即等于秦汉以来的宰相。

所以唐代皇帝只有同意权，而宋代皇帝则有事前参加意见之权，因此宋朝有许多人说宰相失职了。但话虽如此说，中国皇帝对宰相拟敕也有他的反对权。而且也并不像近代英国般，把皇帝的权严切限定了。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在一般人脑海中，并没有“阶级”，但却有“流品”。我们可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社会上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为“四民社会”。流品不是阶级。

所以我对两汉社会，称它做“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称它做“门第社会”。唐代以后，则称它为“科举社会”。这是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转变上来划分的。

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

我们对于夏商二代虽不详知，但周代封建，显然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制定制度，面向全国去推行。直到战国时代，才始变成了真正的多统。经过了两百多年，秦人起而统一，继之为汉，为三国，而至于晋，一统是常，多统是变。五胡乱华，北方成了多头，但不久后即为北魏所统一，继之为东、西魏，为北齐、为北周。南方由东晋，而宋、齐、梁、陈。其后隋唐叠兴，中国又成为一统。唐末五代之乱，只仅几十年，既有宋代起而统一。宋时北方有辽有夏，南宋时有金，宋是正统，辽、金、夏是偏统。其后元、明、清三代，中国都是一统。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即就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我们便可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

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评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

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则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人世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向上的希望与理想。

今天的中国人往往不探本而求其末，所以要在小节处吹毛求疵，打倒历史，打倒文化，达到一切传统。教育的大纲领，大精神，永远没有能提出来，那确是一件最大危险的事。知识愈发达，人生相互间的距愈远，竞争愈烈，则人生之痛苦愈深。个人愈自由，将愈不平等，社会将日见其不稳。

我民国建国六十年来，乃至追溯其开国前之数十年，我民族亦正处在一天寒、地冻、坚冰、厚雪之时代中。乃我国人，于我先圣大训，多数漫焉忽忘，未能加深体认。竞他方桃李之艳，转厌本身松柏之贞。不仅常此恹恹，转复增其懵懵。今日者，事益急，祸益深。所幸乃是我民族此五千年来整部历史之传统精神，久已浸灌融凝在我民族每一分子之血液中。松柏虽亦有凋时，只要此精神重再抖擞，此血液再活泼运行，我民族此五千年来之贞固生命，当会依然如故，健壮犹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