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

七八十年前那些人吃什么，无法知晓，时至今日，城市的卫生也不会有狗屎吃。但可以公开见于报端的某些人的“高论”所示：中国要早一百年成殖民地就好了，也会像香港一样，早“现代化”了。说这些话的人，若早出生几十年，鬼子打来，准是摇着白旗出去迎接“皇军”的汉奸。国家被殖民，居民为人的基本尊严都失去，被殖民者奴役，真是萧乾所说“没有比这个国家再美丽，可也没有比这个国家再受欺负的了。”若还真有那种现代化，除了灯红酒绿对那些汉奸活得更有滋味之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

内地来的学生不大习惯。于是就传出许多笑话，例如说不管什么片子，男的一律叫约翰，女的全叫玛丽。好事者还学着云南口音逗笑： “约翰说，你爱我么？” “玛丽说，是勒么，是勒么。” 懂英语的学生有时对这种即席口译不耐烦了，就用花生击打解说员。解说员气得大声抗议。观众也分不清哪是解说词，哪是抗议。

我们的河口距安南的老街，真是只有一箭之遥。若立在坡上，向对岸安南朋友喊一声，是不难听到答应的。那距离，宛如在除夕“明年见！”分隔这两个“戍站”的，是南溪河与富良江（红河）交叉处的一道支流。很少有像南溪河那样对铁道忠实的朋友，它由宜良一直把我们护送到边界。那支流，恰如河的尾巴，弯曲地环着河口镇打了个盘旋，便扬长向广西方面流去，把河口围得如一瓮城。河在半途，虽怒浪滔滔，流到尾巴，却异常温柔静穆了。趁着灰暗的暮色，那迤逦的小河直像是对出国的儿女们频道珍重。

许多人看见报上华侨的大批捐款，都以为华侨在海外的钱来得特别容易，他们都是活财神。在唐人街上走过一遭，就发现这观念错误得令人心寒。在一个享福的大城市里，唐人街总是介于白人与土人之间的一个并不舒服的地方。他们很少有一个白种的大主顾。他们不能讲求卫生设备。更苦的是他们成年流浪在外，谁能担保那叼了水烟袋，坐在店铺门口望的中年男子不是在思念潮安或惠阳乡下他的老婆呢？他们是在和疾病，贫困，寂寞奋斗着。他们捐的是仅有的一点积蓄，因为他们目睹了亡国之恨。 有谁曾想到为他们再多做点事呢？

而飘在瘦长的金浮屠上，是边境特有的云彩，白得像雪，团团也像雪；有时如一只只逗急了的狼猫，张牙舞爪地跳将起来，不依不饶；有时又如一群驯顺的绵羊，但没有牧者，垂了头，在咀嚼那片蓝宝石的天空。

那还只是静的“美”，更令人神的却是芒市的墟场。那是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搭着竹草棚。无墟时候，清冷幽静。墟期一到，便苏然醒来，乱嘈嘈充满了生命。竹棚下密密摆起摊子，空手的，负篓的，赶骡的，四乡民都糜集于此。燠热的太阳蒸起人畜的气味和老乡刻不离口的槟榔味。推上闪动着锄犁，漆和蜂蜡，燧石和锡箔，经缅运进的廉价洋货，五色玻璃串球、赝品银玉器、棉布、瓷陶器。且时有伟男子就地陈列他新获猎的兽皮，抱了双肘，炯炯瞪着往来行人，说不清他是在兜卖，还是在耀武扬威。

美国联络官在应付新闻记者上有一套十分高明的办法。除了实质性的消息之外，他们什么都肯提供。一次为了让我及时抵达一个地方，他们甚至为我开过一趟专机。那天我可有点泄气，因为原定飞机八点从慕尼黑开来，九点也没到。后来听说飞机摔到黑森林里了。又派来一架。上飞机之前我去同驾驶员握了握手，意思是关照他别把我摔到黑森林里去喂狼。握手时，我闻到了强烈的威士忌味。他帽子歪戴，两眼通红，爬上飞机时，我的腿真有点颤抖。

六年后，在德国参观了纳粹的集中营后，我时常暗自比较西贡的集中营。当时是庆幸总督有电话，临时给我们放了。但今日回忆起来，如果真被禁上几天，在那臭浊的木板长屋里住一下，我对殖民地的认识必更深一些。一九四五年春赴旧金山途中同法共党《人道报》记者谈“安南问题”，他说法国应保留安南，以便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安南。我从来没那么突然大笑过。

在战争中，人们的胆子变得更小，但也更耽于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