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民主·思想

……你不能想象一个社会人人都是一字并肩王，那就是傅斯年当初批评中国人的，中国人讲平等就是要一字并肩王，没有高低之分，事实上那是不大可能的。但是高低之分，必须是根据非常合理的，经过重重考验的，那种领袖才能够做领袖。……

但我想改一个口号，强调“人文”与“民主”；这是因为“科学”今天已经主宰了世界，用不着再提倡了，而且科学与技术分不开了。过分讲“科技”反而有负面的作用。我现在讲的是人文的精神、人文的影响。人文影响与科学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容纳了科学。……

通过以上的解说，我们可以看出：“民主”与“人文”在近代西方是共同生长起来，二者互相加强、互相支援。深一层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便是“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一般交涉的具体反映。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保证了思想和发表的自由，这是文化创新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文化的不断创新则不仅提升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而且特别有助于它的政治品质的改进。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演进便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的状态，包括理念与实践两方面，比两三百年前已不知道改进了多少倍。……

“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帮助民主观念在中国传布、慢慢地使大家接受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换句话说，没有这个背景的文化，民主的观念传不过来的。”

像“正义”这种重要的观念，要能被社会所建立、所接受，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他称之为“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我想指出的就是英美的“自由传统”(liberal tradition)的文化背景，或者他用另外一个名字“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意思也差不多。所以，民主离不开文化。

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可以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如果对少数人没有尊重，中间没有文化的成分，这种民主不是高品质的民主，这种民主可以造出很大的破坏来。

钱玄同论国故研究运动，分为前后二期，以一九一七年划界。这是因为他断定新文化运动为第二期的开始，所以他说“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他是前后两期的参与者，他的话是值得重视的。

以上我们回顾了第一阶段国学与西学的互相交涉。大体上说，梁启超以为西学昌则“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或王国维所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恰好可以概括这一阶段的特色。总之，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国学家，除王国维外，对于西学虽都不免浅尝而止，但他们的视野却因之而大开，中国人文研究的现代化便由此发端。

所以自一九四九年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国故学同时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一切有关中国历史、文学、思想之类的研究，以前属于“国故”范围的，此时则全部收进了马列主义的分科系统之中。……现在马列主义者凭借着政治权利居然得到了成功，将国故拆散了，收进另一套西方“正确的社会科学”之内。从这一特殊意义上说，第二阶段以西学为普世真理的意识不但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并且由潜之显，一变而成为不容置疑的钦定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