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

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看一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白色恐怖就可相信这句话了，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

红军是共产党及其政权和根据地得以生存的唯一支柱，不管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合作关系寄予多少期望，他都清楚地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而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因此，“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因为“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整个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

在大敌当前，抗战初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惜与日寇玉石俱焚的政治氛围中，不要说外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苦心与远虑，就是中共中央高层军政负责人，绝大多数也很难接受毛泽东这时的看法。

他说：“在我知道的十年当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并且认为，毛泽东之成为领袖，不是共产国际委任的结果，而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

想到这种可能性，毛泽东骤然间悟出蒋介石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不怀好意，怀疑蒋如此做很可能有重大阴谋，如“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想到这种可能，毛泽东再度横下一条心，准备不惜“闹得天翻地覆”，以至“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随后，中共中央拟就“炸弹宣言”，并设想了与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公开决裂后的一切可能。

以毛泽东的性格，与其不战而拱手让出军队，像法国共产党那样派几个代表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当然不如与国民党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如论存在着怎样的机会和机遇，如果没有毛泽东，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走到它的1949。非常重要的是，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备受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的困扰，毛泽东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为自己不一样的道路选择找到突破的逻辑支点。

为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我们应“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孙中山是一名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他深知为达到自己的革命目标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手腕。就像其1915年为组织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1918年为得到日本采伐的军事援助，而不惜许诺出让满蒙利益一样，，他下决心用承认中东铁路共管和苏联在外蒙古驻军的办法，来促成与苏俄结盟，接受其军事援助。

所谓党国，在孙中山看来，就是国民党自今日起即应像苏联一样，完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使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国家为国民党国家，因为苏联“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中国革命要最后成功，也非照此办理不可。

寄希望于威尔逊大总统的中国人，被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遭受的屈辱强烈地刺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持正义的幻灭，导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号称劳动平民当政的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喜欢暴力，但是，毗邻的俄国革命一举摆脱列强压迫的榜样作用，还是让不少人热血沸腾。在俄国人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共产革命的小船摇摇摆摆地起航了。

自从袁世凯利用军队攫取了大总统的宝座，并使其手下的军官同时成为地方军政首脑以来，中国的将军们就已经结成一个特殊的权力阶层。有枪就有权，就有地盘，就有一切。这种政治生存逻辑一旦形成，历来受政治权力支配并为之服务的军人，便开始利用枪杆子主动追求政治权力，使之为个人或派系集团的利益服务。枪杆子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与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结合起来，非有枪杆子不能占有地盘，攫取权力，不能由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不仅有军必阀，而且无军即无政，政治本身也渐成为军事权力的附属物。国民党及其军队本身也毫不例外。

具体到博古等人，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实际的深入了解与体验，从书本到书本的结果，最终其实也只能是同李立三一样，照样会被共产国际和自己制造出来的种种虚幻的景象所蒙蔽。

“打倒一切是小孩子的幻想，结果是被一切打倒”。

毛泽东自问自答：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警惕性，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准备起来”。“人家来一个“马日事变”初试一下，共产党不反抗，他们就大搞起来”。他对此形象地比喻说：“天下的鱼本来没有人敢捉的，有人去捉一两条试试看，因为鱼没有反抗，你捉我捉，大家都捉起鱼来，因此天下之鱼可捉也。”所以，毛泽东的结论依旧是，要想让国民党顽固派不敢实施其“限共”、“溶公”阴谋，唯有我行我素，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也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

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了，那就是：“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内战的烽烟就四处燃烧起来。蒋介石必欲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不惜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必欲保存革命的一枪一弹和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结果，双方仍旧只能是靠枪杆子来进行一番较量了。

毛泽东早就计划好利用日本战败就近夺取华北、华东，与国民党夺天下，没想到苏联却与美国商定：长城以内归美国；毛泽东造就瞄准东北，准备战后全力夺取东北，没想到苏联却公开承诺，战后东北及苏联的一切援助都将只给国民党。眼看战后中国只能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了，中共中央甚至已经准备交出军队，搬到江苏淮阴，到南京中央政府“上班”去了。机会意外地出现了——美苏之间风云突变，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机会……

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战争的，他们的理念就是“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也一直是从暴力和战争的经历中走过来的。

他的结论依旧如故，那就是：“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经过斗争，压倒了国际反动势力，才不会发生反苏战争；也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中国共产党的出头之日。

因为他相信，一直担心美国会武装干涉，因而一直在公开场合想尽办法撇清与中共的关系，为此一直不惜主动推动国共和谈的斯大林，其实是想让中共在长江以北停下来，在中国搞一个“南北朝”，以此来避免美国干涉的。当然，毛泽东很自豪，他后来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

现在不用遮遮掩掩了，可以突出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了。

“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司徒雷等半是沮丧、半是痛苦地写下的这句话，其实也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和他二十余年来苦心奋争所想要得到的一种结果。它既是要证明给莫斯科看的，也是用以报答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共产党人的：中共革命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所鱼肉,其何能忍?”讲的都是这样的道理。

1927年秋冬，中共公开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号，它也因此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一切都由莫斯科说了算的结果，使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最后弄到孤家寡人，满盘皆输。但是，如果没有国人カ推以暴易暴，也就没有中共的暴动政策；没有暴动政策，也就没有工农武据的发生，也就没有毛泝东的崛起和莫斯对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历史的予诡就在于，斯科制造了失败，也孕育了成功

由于担心日本固绕着苏联和蒙古边界不断拓展其势力范围有可能是针对自己而来，当蒋介石在华北事变期间秘密提议与苏联签订军事互助协定的时候，苏联方面就曾经有所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很清楚，那就是，谁能够实行抗日政策并有能力举一国之力来抵抗日本，从而有效地帮助苏联牵制住日本人，苏联就会支持他。苏联过去信不过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是因为它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会抗日。但华北事变之后，苏联的看法显然发生了某种改变。这也是它推动共产国际放弃“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