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博尔赫斯

权力无不滥用；狂热一概是理性的天敌，不管为何狂热；宣传就是宣传，即使宣传的是团结对抗不义；战争绝不光荣，唯有赢的那一方才说是光荣，还认为上帝站在军火比较强的一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读书就是因为这样，深陷黑暗的时候我们读书：为了找回原本就知道的语言，原本就知道的隐喻。

这也是塞万提斯要我们正视的吊诡：即使正义未必能够祓除不义，正义也不可或缺。恶行即使未能真的遏止，甚至还可能因之引发更大的恶行，也不可以坐视不理。对此，博尔赫斯也借笔下最恐怖的角色之口说道：“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不求公开的胜利或赞美，但求秘密地战胜自己，在切身的领域成为一个高贵的角色，克服怯懦的冲动，对不公不义不会闭上眼睛，对社会的错误不会噤声不语。

每一身受歧视的族群，都有这样的话要说：我们等于别人谈我们的话语，等于别人看我们的形象，等于别人强迫我们记住的历史，因为我们硬是被挡在当下之外，无法积极参与。可是，我们也等于我们用以质疑这些臆断的语言，也等于我们用以推翻这些成见的形象。我们也等于我们所在的时代，我们不可以缺席的时代。我们自有独立的存在，我们不愿一直假想下去。

这样的仪式当然是在向受害人致意，但仪式主要还是为加害人而举行。加害人若是没忘记犯过的罪，始终没忘也永远莫忘，就起码还有机会承认犯错，进而悔过。语言确实可以乱用，可以用来编织谎言，可以用来粉饰罪孽，可以用来捏造原本没有的历史，还要后人不相信不行。不过，语言也有治疗、创生的力量。

每逢德国的新纳粹团体企图改写历史，德国和大多数德国民众都会异口同声表示：“不行。”这，便是我说的“真相的韧性”。

我的人生地图由阅读绘制而成。我的经历、回忆、想望为之上色，为之赋形，而划定界线、作出定义的是我的书。在我的地图中，俄勒冈州属于厄休拉·勒古恩，布拉格属于古斯塔夫·梅林克，威尼斯属于亨利·詹姆斯，阿尔及利亚属于拉希德·布杰德拉。

“没任何铁器”，巴别尔说，“能有像句点放对地方那般的刺入心脏的力量。”这么一个忠实、决绝的小点，既体认文字的力量， 也体认文字的无助，为用之大，超乎其他一切。

这就是所有流亡的本质：证实记忆何其坚韧。

历史或许是真理之母，但也可能生下私生子。

博尔赫斯爱坐电车。他也是在七号电车上，于往返市立图书馆的讨厌工作途中，靠着双语对照本的但丁《神曲》，自学意大利文的。博尔赫斯说过：“我从英文的《地狱篇》开始；等我读完《炼狱篇》，已经看得懂原文了。”

没有人会失去（你徒然地重复） 除了那些他并不拥有也从不曾拥有的东西 但这并不足以使人勇敢到 去学习遗忘的艺术。 一个象征、一朵玫瑰撕裂你 一把吉他也能杀了你。

另一次，在安慰西尔维亚·奥坎波痛失爱狗时，他（博尔赫斯）试图使用柏拉图的名言：“你没有失去一只狗，一只狗就是所有的狗，所有的狗就是你死去的狗......”西尔维亚坚决地告诉他，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没什么用。

1937年保罗·瓦雷里在巴黎人类博物馆的正面刻下如下文字，给站在博物馆门口要求进入的任何人一个口令。 我是坟墓还是珍宝 我说话还是保持沉默 完全取决进来的人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决定 朋友，请莫入，除非你充满愿望

我们阅读的书塑造了我们，而没读的书也同样对我们有影响。

命名，便是阅读的人在做的事。无力阅读的人，则必须尽可能将自己的经验化作言语，而在脑中想象自有的书，以之打造口语库。在我们以书为中心的社会，阅读的技艺代表打入族人的轨道，我们得以掌握族人专有的准则和要求，分享共同的文字记载库。

令人惊讶（至少我自己很吃惊，我可是自命对博尔赫斯的著作知之甚详）的是，重读博尔赫斯的书，我偶发现博尔赫斯的中心题旨不仅在于迷宫，还在于这一概念：一物涵盖万物，一地囊括世界，一人等于众生，片刻尽纳古往今来。这样的概念贯穿了博尔赫斯的著作，随处可见。

学校是将儿童送进成人世界的启蒙场，让他们认识常规惯例、官府规则、默契约定、等级制度。世间没有培养无政府主义者的学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老师都应该传授无政府主义，都应该教学生去质疑规则和规定，去寻求教条中的解释，去对抗不公平的要求而不屈从于偏见，去向当权者要求权力，去寻找表达自身理念的位置，即使这意味着反对以及最终废除老师。

蓝仙子在《某偶奇遇记》的故事末了之时，对皮诺曹说：“只要你懂事、乖巧，就会过得幸福。”许多政治口号可以化约为这一句空洞愚蠢的建言。

我写成的小说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终究也当上了作家。我终究一样要把自己交到读者手中（完全在字面意义上），我这人于读者之所以存在，除了读者手中的书，别无其他。读者批判我、喜欢我，抑或弃我如敝屣一一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一仅凭我在书页之上写的东西，书页之外全不在读者考虑之列。

奥徳修斯便因他的诗歌而永垂不朽。伊萨卡的居民当然乐见有此时间巧合。诗人听到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他失去视力的时间和地点，恍若内在有灵光涌现，就会失去外在的光明。

博尔赫斯： 他只愿作品能有几篇传世，对于名声 淡然以对。他渴望个人被淡忘（博尔赫斯在一首诗写过“求其永远而非曾经”），怕历史的记忆说变就变，或者说，世人常会按捺不住最低劣、最卑的冲动，去纂改历史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博尔赫斯瞧不起政治（他说是“人类最龌龊的活动”），而相信虚构的真实，以及我们讲述真实故事的能力。

因此，为了不让说不出口的事情永远不说出来，所谓的民主社会，作为世俗机构，有时也会建立纪念碑，一来纪念受害者，二来为过去的暴行立下见证。不过，纪念碑的危险在于，纪念碑若是没能转为成活生生的共有经验，就会沦为记忆的哑巴载体，使得社会能够卸下记忆的重担，说不出口的事再次变得无声无息。所谓社会负有的“记忆的义务”，必须是一项积极义务，是带强制性的记忆。这样，暴行才不会重复，或者假如再次发生，也休想重弹不知其意味着什么以及未来的社会将如何评判的老调。

隐喻建立在隐喻之上，引述建立在引述之上。有的人会拿别人的话作为引述的语库，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人则把別人的话当作自己的想法，而单单是将别人的话写成白纸黑字，就等于是在将别人先想出来的话变成是新想出来的，变成是用不同的腔调或在不同的情境再想出来的。少了这样的沿用、偷窃、迻译，就没有文学作品。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交往，当周遭的世界流转，文学一如倦浪依然不变。

阿道司·赫胥黎在《知觉之门》一书中写道我们不论包时包都是形单影只独道携手并肩走进场钉十字架时却是子然一人。恋人紧紧交缠，急切要将两人屬绝的迷成单一的自我超越想是徒。一具身的，依其固有的本，定要在孤独中承受与空受。”使在亲之至的时，欲依然是孤独的。

后记：我认为阅读一事也和情爱一样，终究须以无名无姓为尚。走进书中或是爬上卧榻，都应该像爱丽丝走进镜中森林，过往的偏见最好尽数卸下，为交融的一刻，扔掉一切社会虚饰。阅读、情爱，都应该放手融入对方一借用圣奥古斯丁的意象一一化作对方：读者化作作者，再变成读者；情人化作爱人，再变成情人。“ Jouir de la lecture”（享受阅读），这是法国人表达爱读书的说法；获得情爱欢愉和得到快乐，用的都是同

我们需要的，不是去惊叹虚拟现实的效果，而是参透虚拟现实真正且有用的缺点，看出其间必有的裂痕，而穿过这一裂痕，我们可以走进一个尚未创造出来的空间。我们需要的，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肯定。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质疑。目前书籍的外观能否维持不变，在未来的人文主义读者那里，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聊的问题。依我猜呢（也就是猜而已）书籍大致不会有大幅度的转变，因为它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我们的需求一尽管如此，可能确实还会改变…

《阿里·萨塔特热飞经》的第一卷也写过一名穷人去找穆罕默德，求他赏一头骆驼来骑。默德答应他：“我会给你一头小。”穷人所了不太满意“可是小骆驼载不动我！”穆罕默德回答：“你要一头骆驼，你怎么会不晓得每一头骆驼，本来也都是另一头小骆驼？”

而做寫作這一件事——當然，也就要再連帶提出閱讀這一件事——便有地方像是在將阿諾德所謂文學「情思」的精神，竊取、供奉、轉變，一個作者傳過一個作者，一個讀者傳過一個讀者，積累創作的經驗，更新、改寫我們之於世界的體驗。

在我看，閱讀這件事便落在「據為己有」和「承認他用」之間的模糊地帶，在他人加諸的身分和自我發覺的身分之間的模糊地帶。

读书这一件事，除非单纯享乐之外别有目的（就好像有时我们会为了罪过而阅读），遇上走不过去的泥淖就跳过去，卡在夹缠不清的乱林子里就抄小路，走进严肃又乏味的低地就绕过去，干脆任由故事强劲的洪流带着走，才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