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大先生

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 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

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又透露着风流与俏皮……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教育——假如我们果然有历史教育的话——都是严重失实、缺乏质感的。

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

长期以来，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阿弥陀佛，还是将鲁迅放回他诅咒的时代吧。在他的时代，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烟，成天价寻思怎样做一个爱默生所谓的“坏公民”。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预备吃苦头。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去杨杏佛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打算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打，挨过整，没在班房里蹲过一天。我们老是渲染他怎样避难、逃亡，哪晓得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鲁迅属蛇，蛇最会逃，逃在租界里。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至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他写道。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殒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七十年来子翤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 简直天差地别。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埃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其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社会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彼此成为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三一八事件发生后，各路知识分子能够立即在各种媒体上发言、争论、抗议、写挽联、开追悼会，可是鲁迅和胡适如果活在今天，唯一的选择是绝对沉默，此外一无所能。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国形形色色的文人还谈得上所谓“文化版图”，今日中国的文化人结构，顶多只能称作“文化板块”吧。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 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绘画，是认知鲁迅之为鲁迅的另一维度，向来的论者，不论尊崇或是厌恶，都把鲁迅弄成一脸凶相苦相，其实他隔三差五泡在书店里，买书、选画册，回家歪在靠椅上，慢慢地翻看。

但我总会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仁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

至少，我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疑惑，有所见，我从未希望听到美学家怎样想，更不试图从如今的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遇到启示。

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他那点学历，休想和在座诸位比——他拿得出一份像样的结业证书吗——我猜，他给贵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凭什么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学院教授、文艺学者，或是戴着博士头衔，身兼“副处级”、“副局级”甚至“副部级”的大艺术家？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吞回他的呐喊，继续他的彷徨，和艺术没有关系。

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

先前有一信甚至教曹白怎样的学外语，全是经验之谈： 学外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鲁迅长眠在此，绿树环侍，无人搅扰，虽在墓园的隔壁耸着巨大的体育馆，大煞风景，但这一角总算是翳然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