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与国家

索维尔着重强调，在社会相互作用的全体参与者中，有限的知识是呈现出分散性，只有信息结构和制度结构恰当配套，才可能获得利益。他认为，由等级制构成的假定是存在的决策制度对完全不存在的知识集中化的要求。二者之间的相互不配套，是无效率的根源，这种根源是可以辩识出来并加以改革的。

这个论题涉及到在其规范意义上把自然秩序原理延伸应用于制度结构的产生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凡是所产生的制度结构，都必定是有效率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果便正确地意味着不干预政策戒律。没有任何必要去评价（的确也没有任何可能去评价）存在于过程之外的被观察的结果的效率；不存在任何在客观上测量效事大小的外部标准。如果这个逻辑被延伸到在某种历史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上，含义是清楚的：我们观察到的那套制度结构，必然包含了制度上的或结构上的“效率”。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便指定了制度结构产生过程中的不干预政策。

我区分了公共选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这两个组成部分使公共选择不同于正统的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把经济学家的效用极大化结构延伸到在各种公共选择中起作用的人的行为中去。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作为复杂交易的政治的理想的概念化。在概念化中，政治过程类似于市场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人们不管他们是谁，都通过进入社会相互发生作用，寻求促进 他们自己的目标 。在这些参与人的这些目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目标。在受到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完全没有任何类似于“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职能”这样的东西。

那些自认有某种天赋的经济学家，把“效率”定义为存在于市场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之外的东西，并用这个定义来评价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效能，这些经济学家如此妄自尊大，实在是不敢苟同。

A game is described by its rules, and a better game is produced only by changing the rules.

persons do behave differently under differing institutions that place them in differing roles because the roles do modify the constraints and also may affect motiv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