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政治论文集

如果人类事务只不过是由特定人物偶然具有的性格和品德所决定的，别无更多的稳定性可言，我想起来也会感到惋惜！

法律的力量很大，而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它们对主管这政府的人们的作风、个性的依赖却很小，以致我们有时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一些普遍而又肯定的结论，就像数理科学所提供的结论一样。

政治上的一条普遍真理：一位世袭的君主，加上没有奴仆的贵族和由代表们行使选举权的人民，构成最佳的君主制、最佳的专制和民主。

依靠这些体制、机构，自由得以确保，公益得到考虑，特殊人物的贪欲和野心受到限制和惩罚。没有什么比能感受这种高尚的激情更能为人性增辉了，正如没有什么比缺乏这种激情更能表示心灵的卑下。一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行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德。

一种体制之所以好仅仅在于它能提供反对弊政的补救办法。

政府是完全建基在公众信念之上的。

所有的政府以及少数人赖以统治多数人的权威都是建立在关于公共利益的看法、关于权力之权的看法和关于财产权的看法基础之上的。

人诞生于家庭，但需结成社会，这是由于环境必需，由于天性所致，也是习惯使然。人类这种生物，在其进一步发展时，又从事于建立政治社团，这是为了实施正义。没有这种执行机构，人类社会中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安全，也不可能进行相互交流。

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

还可以补充一点：每个议会或议院的事都是由多数人发言决定的；因此，尽管只有多数人受到自我利益的影响（情况经常如是），但整个议院便会受这种利益的诱引，办起事来便好像院中没有一成员是关心公益和自由的。

一切艺术和科学都兴起于自由之邦。

商业只能在自由政府下繁荣发展。

区别事物的偶然性和因果性必然取决于每一特定人物考察每一特定事件时的洞察力。不过假若要我定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帮助大家进行这种区分，其内容必然如下：凡取决于少数几个人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偶然，或归之于某种隐秘未知的原因：而起因于大众之事则常可用确切已知的原因作出解释。

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看法是：任何民族，如果不享有自由政府提供的幸福，艺术和科学最初是不可能从他们之中产生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看法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许多由商业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相邻而又独立的小国更有利于文明和学术的发展了。在这些相邻国家之间自然发生的竞争显然是产生进步的根源。不过我主要坚持的是，这类小国的有限领土限定了其权力和权威的发展。

对于任何世俗之人，敬佩和熟悉都是完全互不相容的。睡觉和恋爱甚至使得亚历山大本人也相信自己并非天神。

关于艺术和科学的产生与进步问题，我的第三点看法是：虽然自由国家是唯一适于这些高贵植物生长的苗圃，但它们可以移植于任何国家，共和国最有利于科学的成长，而文明君主国则最适于优雅艺术的成长。

让我回到原题上来，提出自己对艺术和科学的产生和进展问题的第四点看法：艺术和科学在任何国度达到完美境地之后，即会自然走向衰落或者不如说必然走向衰落，并很少在它们以前曾经昌盛过的国度里复兴

总之，艺术和科学，像某些植物一样，需要新鲜的土壤。不论土地如何肥沃，不论你如何精心培养，一旦地力耗竭，它绝不会再产生任何完美的作品。

民族性格如不决定于固定的精神因素，则必定形成于上述这类偶然情况，而体质因素对于人类心灵则并无可以感觉的影响。所有哲学都有这么一句箴言：未曾显现的原因可以认为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