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

· 当人们不是依据自然过程开始思考一段时间——季节的循环、人的寿命——而是依据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开始思考，而人类又有意识地卷入其并对这些事件施加有意识的影响时，历史便开始了。 · 在马克思的最后推论中，历史意味着三种事情，它们之间彼此不能分割、形成一个连贯的、合理的整体：根据客观的，主要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的事件的运动；通过辩证过程的相应的思想发展；以阶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应行动，阶级斗争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调和并团结起来。

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

It is perhaps unfair to hold Sir Isaiah Berlin responsible for his disciples. Even when he talks nonsense, he earns our indulgence by talking it in an engaging and attractive way. The disciples repeat the nonsense, and fail to make it attractive.

卡尔后来自己说他对历史的兴趣源于俄国革命本身，那是在1917年，当时他是英国外交部低级雇员，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这场革命。但是这事一搁就是几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终再次意识这一问题并决定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虽然这种热情比大多数人彻底与持久。

注释1：伯瑞，爱尔兰古典学家，早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并成为该校近代史教授、希腊语教授，后又在剑桥担任近代史教授，其划时代的巨著《晚期罗马帝国史》在28岁时完成

……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1910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故意以挑衅的语气说：“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在他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并不存在。”……克罗齐对牛津大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后者是本世纪对历史哲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唯一的英国思想家。

History cannot be written unless the historian can achieve some kind of contact with the mind of those about whom he is writing.

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我曾经将之称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和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说，历史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够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it defies all the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history can be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explanations in terms of human intentions" or of their accounts of their motives given by the actors themselves...

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像普通人一样，历史学家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原因，一般来说，这些原因是可以确定的。像日常生活一样，如果不做出这种假设，历史将是不可能的。

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里得出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格言：“真正的起源不在开端而在结尾。”

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我想，这犹如皮兰德娄剧中一位人物所说的，事实像一只袋子——加入你不放进一些东西，袋子就不会站起来。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总体上来看，历史学家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事实。历史意味着解释。实际上，如果我把乔治·克拉克爵士的话颠倒一下，我将把历史称之为“坚实的解释硬核外面裹着可引起争议的事实的果肉”，……。

像科学家的世界一样，历史学家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摄影记录，而是一个有指导意义的模型，这可以使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地理解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从过去的经验中，或者从他接触到过去的经验中提炼出认为对理性解释和说明经得起检验的那部分，并从这部分得出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最近以为很受大家欢迎的作家，谈到科学成就时，生动地谈到了人类心智的过程是：“在已观察到的‘事实’的破布口袋到处翻寻，选择、整理那些相关的已观察到的事实，并使之标本化，摈弃不相关的事实，直到把这些事实缝制成一床有逻辑的、合理的‘知识’之毯”。

就一些关键的问题来看，卡尔的观点还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目的论的工具主义化了的客观性概念、他的政策取向的原因理论、他的似神而威严的对普通民众史的蔑视、他的无意之间对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认同、他对偶然性、偶然事件彻底且做慢的摈弃、他对历史规律与历史概括的混淆、他对历史中道德判断的任何因素的彻底排斥，他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表现的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方面一一能在后来的历史学家那里找到充分的赞同。

回答这些问题。我要说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的判断；2000年的历史学家或许仍旧可以更进一步接近客观判断。这就生动地说了我的主旨：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

当卡尔从事《苏俄史》写作时，如他自己所说，就面临一些关键问题，诸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而这一切对于卡尔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智力领域。学生时代的卡尔在剑桥师从“一位不太著名的古典学教授”，这位教授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叙述是由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塑造的，当卡尔进行写作时，这种影响仍在起着作用。“这是让人着迷的启发”，卡尔许多年之后写道，“这让我第一次理解历史究竞是关于什么的”。

1950年，卡尔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卷就要出版了，他大胆地宣称：“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然而他同时却声称，他在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所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尽量达到客观，虽然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事业：“断言爱犯错误的人类深受时代环境、地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达到绝对真理。”他写道，“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码事；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或者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虚假的”。

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

尽管卡尔仍旧坚持个性对发展的整体趋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也承认个性对正在发展的事情有一些影响。 卡尔以其他方式对因果关系的叙述也不能令人满意。就像一位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历史哲学教科书的作者沃尔什所评论的，“他对因果关系的全部讨论……都因他没有能询问，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实际问题还是理论问题而遭到了损害”。这主要是因为卡尔知识观念的形成时期不是待在学术界的象牙塔中，而是待在外交部门和外交部这种实践世界中，在这种地方如果什么东西不能对政策的形成做出贡献，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直接利益的。

卡尔也已经认识到，当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时候，他们时常学到的是坏的教训。历史对未来发展和未来事件的预测是非常拙劣的。卡尔在努力从对历史预言不信任的状态中拯救历史预言性能的概念时，混淆了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与历史概括（ Historical generalization）。

历史学家不能够用这些概括和模式来预言未来，因为在这些概括和模式之外总是存在一些例外。此外，概括越宏观例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像卡尔所同意的一样，历史学家可以使用假设，比如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观念：在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联系；当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来说明历史证据时，历史学家从来不指望这一关系可以证实全部问题。因此，概括与模式从不可能是规律。

伯林对卡尔因果关系概念的批评以及伯林坚持历史背景的重要性最终导致的是对卡尔客观性概念的分歧，这或许是伯林与卡尔分歧最重要的一面。根据伯林的说法，能够在历史学家方法中发现客观性；它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解释的问题。客观方法的检测是“历史学家的成果能否被观察核对无误——不是一个观察而是许多观察，论据的逻辑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能否被足够广泛地接受，被那些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专家意见的人亲自以自己的经验加以检测而接受”。

在伯林看来，卡尔的客观性概念存在第二个瑕疵，那就是卡尔对进步的定义。在卡尔看来，伯林谴责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过的各个阶段都有着正确的目标，仅仅是因为实现了这些目标”。进步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在事实上会达到掌握权力的东西”。卡尔总是与强者站在起。

“客观性”意味着，不是在迄今为止可以接受的词语意义上的“客观的”——即中立的、不带感情的、公正的——而是恰恰相反的那些词语，要忠诚地站在将要获得胜利的一边：忠诚地站在强者一边……《苏俄史》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是作者对胜利原因非常肯定的历史认同，对反对者、牺牲者的无情排斥，对不处于潮流或未掌握潮流的全部人物的无情排斥。“本可实现或发生的事”、路线偏差者、竞争者、列宁的批评者都被归纳为没有意义，否定他们正当的待遇，或者否认他们的发言机会，或者否认他们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下错了赌注。

变化不必和进步是同一类东西。

卡尔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使自己投身于想象的未来去超越自身时代的限制，而且（或许更加合理地）要认识自身偏见的本质与程度去超越自身时代的限制。这种建议有些道理。明确无疑的是，假如历史学家自我意识到其政治出发点知识出发点，他将会写出更好的历史。然而，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不能逃避自身时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