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工兄弟

几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本书———一本很好的书。记者写书，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而且越来越多，不足为奇，因为这职业本来就是时代的记录者。记者的书，有的因其采访对象多为要人、名人，闻见所及，每关重大事件，凡有记录，均成史料;有的因其游历殊域，见闻多奇，无缘亲历者，读之可以增广识见;有的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剀切之言，卓然名家;有的虽事皆琐屑，每多趣闻，茶余饭后，足资消闲破闷。林林总总，各有价值。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转型期中，其生存环境、生存状态，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变动当中，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多样的变化，已经消失的或又有孳生，趋于和缓的或又呈紧张，先前激烈的或渐次平缓，原先忽略的或日益突出。准确把握这些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燮理阴阳，调和鼎鼐，是执政者的要务。因此，官员们不但要阅读下级的种种汇报、请示、总结、调查，还要自己直接考察有关情况。但新闻记者，因其职业与身份的方便，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与观察，往往有政府官员所不能及的方便。他们关于社会状况的报告，也有官方各种总结、汇报所不可及的优长。政府派员下去了解情 况，往往先要（有时只是）听取下级政府的汇报。下级官员的汇报，因为关系于自身的地位与利益，很难和盘托出。百姓的意见、实际的情况，经过一番过滤与选择、淡化与突出，数字真真假假，情况虚虚实实，虽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也总同现实拉开了距离。距离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干部作风的好坏。单凭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上级官员一竿子插到底，自己直接到基层考察，当然要比只听下级官员汇报距离实际近一些。然而，大官下基层，往往处于包围之中。下级安排给上级看的，是他希望上级看到的。因此，选点总是面上光鲜的所在。我就知道有的地方，上面来了人，看的总是那几个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道路宽阔平坦，两侧绿树成阴，新楼成群。这是他们的“形象工程”。参观计划早有安排，接待办法早有布置，汇报人员早有选定，甚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也早经排演。只看这些，自然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光明，但也就不免入其彀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鲁迅当年曾想写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见鲁迅《扣丝杂感》）。足见此事之难。有效的脱离包围法，至今仍未见完整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