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五城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证明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巨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色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色，而是古拙的苍绿色。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所时，我曾经跟刘子健老师念过两年的宋史。刘老师是名满国际的宋史权威，上课时非常投入，充满热情。听他的课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这次到这座北宋的都城来，多少也是为了这点因缘。现代的开封，当然再也找不到《清明上河图》那种文雅的生活了，也寻不到《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那些民俗曲艺了。在仿建的御街上行走，不免感到这又是一种“后现代”的嘲讽。回时无意间经过书店街，见到那两排明清时代的楼房，才觉得开封还算有点古意。

一个人的故乡，对他来说，永远是最美的。为他叫屈反倒把他的故乡看扁了，大可不必。

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

那就是两年前在四川的剑川县，上石钟山石窟去的时候。

因为我平日爱吃枣。河南红枣、山东金丝枣、伊朗褐枣，以及沙特阿拉伯榈枣，对我全是诱惑。

这件毛衣原本就为内蒙古准备的，没想到却在乌鲁木齐弄丢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而我为了旅行轻便，连一件外套也没带。然而，转念一想，拿我毛衣的人，恐怕比我更需要它来过冬吧。我垂头丧气地走在街头。突然一抬头，见到路边堆积着哈密瓜，又肥又大，像一条一条的小乳猪。

下山时，我几乎可以肯定了：唐太宗的昭陵，应当也像刘胜夫妇墓一样，是建在九峻山的峰顶之上的，而且也是以这种火车隧道的模式建的。只是，九峻山比陵山高出好倍。

下午放学回家，无聊时望着这些火车，常在幻想，甚么时候，这些火车可以载我离开那个南方闭塞的小城，到外头辽远的世界去浪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