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

每当人们说起“少数精英”时，不怀好意者通常会歪曲这一称呼的含义，而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少数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窃喜，因为正是这种前途的不确定性，这种视界对一切偶然性的开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峰回路转的戏剧效应，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圆满。

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一种状态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各种各样的前进，因为它们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的存在获得了可能性的特征，我们必须对这些可能性做出选择。

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能的存在总是远远大于我们的命运或我们实际的存在。

勒庞认为：群体只有低下的推理能力，但却有高超的想象能力，并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所以真正理性的东西并不能吸引群众，高深的观念往往要经过一番生动、形象的造，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以，影响和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所谓大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构成其个人的欲望、想法、生活方式等的不谋而合。 在那些并不以人数众多或群集为特征的群体里，成员之间默契的形成依靠的是愿望、观念或理想的契合等，其在本质上就已经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为了形成一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位成员要以特殊且相对个性化的原因将自己与大多数区分开来。在精英群体中，成员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缔结，次要于并让位于他们首先各自建立起的独具个性的态度。

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判断出他是否属于“大众人”。大众人毫不在意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价值——无论好还是不好，而是通过自己“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来做出判断，对此他非但不会感到任何困扰，事实上，反而会因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倍感欣慰。 大众中的“每个人”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每个人”，正常情况下，“每个人”中包含着群众以及各种相异的存在，尤其是少数派群体。而如今，“每个人”是仅针对大众而存在的概念。

我们生活的时代自信具有惊人的创造力，哪怕根本不知道该去创造些什么。人们将自己视为万物之主，却又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从而迷失于坐享的丰盛之中。现在可供使用的方法、知识以及技术均远远多于过去，但事实却证明，如今的世界与过去最糟糕的时代如出一辙，一切仍只是无根的漂流。

在我们的时代，统治者的角色由大众扮演，于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众。并不能将此简单等同于民主政治或者普选时期出现的情况。在普选时代，大众并没有决定权，他们的作用无非是去支持某一或另一少数派所做出的决定。正是少数派提出了他们的“规划”。

贵族的特权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让步或恩惠，恰恰相反，那是靠他们的征服得来的。从原则上来讲，特权的维持在于享有特权之人对此再次征服的能力。

最能代表将共同生活作为最崇高事业的政治形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它将为他人着想的决心发挥到了极致，并且是“间接行动”的典型。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共权力尽管拥有无上力量，却仍需自我限制，即使以其自身为代价，也要尽量在其所统治的国家里，为那些思考与感受均不同于强者——也就是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同——之人留出足够的空间。

文明并非“恰如其分地就在那里”，它从来不是自生自灭的。文明是人造的产物并且需要艺术家或工匠给予不断的支持。

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环境中，大众都不该作为独立行动的部分，安守本分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诞生到世界上，正是为了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以及被组织的，甚至也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渴望如此。但这一切都不是靠其自身就可以完成的，他们需要将生命托付给由优秀的少数精英所构成的更高权威。对于究竟优秀的精英为何许人也的问题可以随意地展开讨论，但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人类就会难以保持其本质。

当代国家是文明最显而易见，也最具声势的产物。而如果对大众人于国家一事上所采取的态度稍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大众人仰慕、钦佩国家，了解它就在那里保护着自己的安全；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国家同样是一件由特定人群发明创造出来的人工产物，需要由人类的美德与基本品质去支撑维持。

大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观点的，需要从外界将一切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就像给机器部件加润滑油一样。因此，权威极有必要由某种精神力量所掌握并施行，以便没有想法的人——亦即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开始拥有观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世界的日常生活将会乱作一团，甚至陷入一派历史的虚空之中，有机的组织结构全面缺失。因此，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缺乏掌权之人，并且按照这个缺少的比例来看，混乱将会统治整个人类。而与此相似的，任何权力的取代、权威的改变，都意味着观点的变化，因而无疑都会带来历史重心的移位。

在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后，生命就彻底迷失了。纯粹的利己主义是一个迷宫，这并不难理解。真正的生活是被指引着去实现些什么，去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动机，也不是个人的生命本身，而是个人将生命付诸其中并最终从中解脱出来、实现超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任性地决定独自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么他就会停滞不前，困守原地，绕着同一个原点不断打转。这就像一座迷宫，像一条不会指引我们抵达任何地方的死路，它的自我本就已经迷失，内在的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不停地打转。

它不是鼎盛时代，但与此同时，它感觉自己高于以往所有的时代，也高于所有已知的鼎盛时代。要描述出我们这个时代对自身形成的印象，并不容易：它认为自己比其他时代更为丰富，同时，它感觉自己是一个开始，但也不敢肯定自己不是末日。该怎么说呢？或许可以这么说：高于其他时代，又低于自身。极为强大，又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握。对自己的力量颇为得意，同时也畏惧自己的力量。

欧洲目前正在吞咽其精神行为所导致的苦涩果实，因为，她盲目地采取了一种绚丽豪华但缺乏根基的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均化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财产收入被平均化了，文化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甚至在性别上也平等了。而且大陆与大陆之间同样也趋于平等，尽管欧洲大陆曾在活力上要差一些，但它现在也已经由于经济上的平均化而有所提高。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大众的崛起就意味着生活的可能性的惊人增加，这与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欧洲衰落的说法有天壤之别。“欧洲的衰落”是一个含糊而拙劣的措辞，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所谈论的是欧洲的国家呢，还是欧洲的文化，抑或是隐藏于二者背后的极具重要性的“欧洲的活力”。

不管是好是坏，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就“大众”一词的含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样的危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它的轮廓、特征及其后果早已为人所熟知，我们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the rebellion of the masses）

拥有某种思想观念即意味着相信自己掌握了拥有它的理由，因此，也就意味着相信理性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理世界的存在。拥有思想、形成观点，就等同于向这个权威（理性和真理的世界）求助，并服从它，接受它的法则、判断与决定，因而也就相信社会沟通的最高形式是对话（ the dialogue），在对话中我们思想观念背后的理由得以检讨。但是，大众感到一旦接受这种检讨，他们就会迷失自己，因此，他们对承认外在于己身的最高权威这一义务怀有本能的拒斥。

实际上，大众的反叛既可能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类组织结构，但也可能变成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无视进步的事实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修正“人类的进步是确定无疑的”这一观念，更接近事实的毋宁是：若没有“回转”和退化的威胁与刺激，就不会有必然的进步和发展。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无限进步与变幻莫测的周期性衰退并行不悖。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私人的还是历史的，在浩瀚的宇宙中都属于同一个实体，而宇宙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生活就是一场戏剧。

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力，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总之，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今天普通大众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先前只能属于少数上层人士的特征。普通人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活动领域，普通人之于历史一如水平线之于地理学。所以，如果现在的平均水准已经达到了一个过去只有贵族才能达到的高度，那么这就意味着历史水平线的突然上升。

我们当前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感到自己比先前所有的时代都要宽宏广阔，它怎么会认为自己在衰败没落呢？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它自视为更加饱满的生活，所以它对过去失去了尊崇和兴趣。于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将一切古典事物视为无物的时代，人们认为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在今天还值得我们引以为楷模和典范。它给人一种全新的开端、肇始、黎明初至与婴儿甫降的印象，仿佛它是若干代未经任何断裂之演进的顶峰。

过去与现代之间的豁然断裂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挽回的事实，它引发了或多或少有些暧昧的怀疑心态，这一怀疑心态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不安；我们感到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这个星球上，茫然无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无迹，他们不再给我们任何帮助。

那么，简而言之，我们时代的高度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指时代的充盈富足，而是指它自我感觉到优越于过去所有的时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想用一个公式化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对自己所持有的印象，是困难的。我们到底怎么来表达这种情感呢？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优越，却又自觉卑微；它的确是强健有力的，却又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它对自己的力量引以为豪，却又对此惊惧不已。

世界的时空绵延与扩展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恰恰代表着宇宙绝对荒谬的方面。因此，在我们当代人对纯粹速度乐此不疲的崇拜中，肯定要比通常所想象的包含更多的原因。*正因为人的而生命时间是有限的，也正因为人终有一死，所以他才需要征服距离与停滞。对于一个不朽的生命来说，汽车式没有任何意义而言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的存在采取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能够对它承担起完全的责任，他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危机感，这使他时刻保持警觉。…… 在十足未来主义面具的掩饰之下，进步主义者们不再关心真正的未来；因为他们相信未来既不会发生什么惊人之事，也无任何秘密可言；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冒险，更不会有根本的变革。他们确信世界现在正在步入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他们抛却了对外来的所有焦虑，魏然地屹立于确定的现在。……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具有领导能力的少数精英被遗弃、被忽视，这通常是大众的反叛之另一面。

欧洲历史从6世纪开始一直到1800年，也就是说，经过12个世纪的时间，欧洲居民的人口总数没有超过一亿八千万；而从1800年到1914年，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就从一亿八千万剧增到四亿六千万！……如果说19世纪确实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的事物，那么它也肯定具有某些根本性的祸害和制度上的缺陷：当它造就了一个阶级——反叛中的大众时，这个阶级随即就对使他们得以生存的原则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