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

爱国主义在西方文明中可谓根深蒂固，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便可见其源头。这里指的爱国主义，不只是对于自己出生地的自然热爱，还包括对于本国有着政治和——若有需要的话——军事上的责任，当本国政府提出要求时，自当义不容辞的挺身履行。爱国主义在英国、法国和后来的美国，又和另外两种思想相结合：其一为团结国内多样化的人口于单一的国家忠诚之下，其二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众才是主权的真正来源，甚至唯一来源。主权的来源不再是教会，也不是政府。

霍梅尼把美国成为“大撒旦”。撒旦不是帝国主义者，撒旦是引诱者；它不使用征服手段，它只引游人。有一些人，痛恨且恐惧西式生活所具有的引诱力量，也就是他们眼中的毁灭力量；而另一些人，把西式生活看作是一种新进步和新力量，是文化和文明交流中持续而有益的因素。这两派的战争，至今仍为歇止。

最后，伊斯兰教势力消灭了对峙的一方，重创了另一方。这些漫长、也显然是永无止境的战事，必然对这个最后的结局作用非凡。

在这整个地方的居民都彪悍好斗，以征战冲突为乐，视战死为莫大哀荣。那些因自然死亡而离开人世的饱受羞耻，被认为是堕落又懦弱。

在麦加，穆罕默德是个平凡的个人，先是要对抗该地当政者的冷漠，然后要对抗其敌意。而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自己成了主政者，手操政、军、教大权。没有多久，这个在麦地那新成立的伊斯兰教政体，便与麦加的异教当政者开战。经过八年奋斗，穆罕默德攻占麦加，这是个人事业的最高荣耀。穆罕默德原先的偶像崇拜至今废止，取代其位置的，是伊斯兰教信仰。

穆罕默德占领了在他来说是应许之地的地方，于有生之年，在现世取得了胜利与权力，不但行使他政治上的权威，也同时行使先知性的权威。

“乌玛”在一开始的是个社群，现在，则成了一个国家，不久，它将成为一个帝国。

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也是关门的先知。他去世了，上帝想传达给人类的启示就已经完成，在穆罕默德以后，不会再有先知，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启示了。

阿拉伯帝国的真正傲视群伦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之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

穆阿维耶担任叙利亚总督，身处伊斯兰教世界和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军事边界，麾下有一支训练精良、纪律严整的军队。这支部队由于圣战的光华而独树一帜，也在进行圣战的过程中习得经验而千锤百炼。

这些突厥军人，不久便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排除在军事领导权之外，相应地，后两者也失去了政治领导权。由于突厥人在军队中成为主流，而军事性格又成为伊斯兰教政权的主流，突厥人于是当家了千年之久。

长发的蒙古骑士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伊朗，即溃所有的反抗势力，就连盘踞在城堡中、从未被攻破的暗杀派，也化为齑粉。

于是，边境上战火重燃。

无论是采用哪一种经济界定，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的主要来源，都是土地和做生意。各方统治经营无论是文臣、武将、宗教人士甚至于皇室成员，都至少在其中一项投注了部分资本，甚至对两项都做了投资。

“圣战”的目标，是把整个世界带到伊斯兰教律法的治理之下。这不是以武力强迫皈信，而是而是移开让人皈依的各项障碍。

刀剑的影子底下是天堂。

法国人的到达，反映了即使是一个西方强权派出的一支小小的远征军，也能轻而易举的征服和占领中东地区的一个心脏地带。法国人的离开，有显示出只有另一个西方强权能把他们赶出去，这次事件是个不祥的双重教训。

瓦哈比派在想法上属于清教徒，在行为上却是战斗派，他们占领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十八世纪末期，开抵肥沃月弯边境，向奥斯曼帝国耀武扬威。

只有土耳其一国得以维持中立到最后几个礼拜，土国最后之所以参战，只是为了想在胜利者的台面上占上一席。诚如一位土耳其政客后来所比方的：“我们想要名列在宾客名单之上，而不是名列菜单之上。”

对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来说，一夫多妻制已经是社会价值所无法接受的事了。对于都市里的下层阶级而言，一夫多妻制则是在经济上无法负荷的事。

在妇女解放这件事情上，主要的作用因素是经济上的需要。

不过，情势摆明的是，不可逆转的改变已经发生了。纵使是那些宣称完全回归圣律的人，也很难再让蓄妾合法化，中东各大城市里的受教育阶级，也不大可能回到一夫多妻制去。

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特例，因为实际上所有开化的古代宗教，最初都是民族本位的，然后オ成为世俗以及政治性的，最后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与维护这个信仰的政体同归灭亡。在这个规律之下，有一个例外，古代宗教中只有一个在它的政治与地域基础被摧毁之后依然存活下来，并进行激烈的自我转化，使自身能在缺乏上述基础的支持之下，生存下去。这个历程，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后来的犹大国人（people of Judaea）转变为犹太人（Jews）所经历的过程。

在本时期的前半段以至于公元四世纪的早期，基督教是以反对罗马秩序的方式茁壮与传播的。有时候，它受到宽容，更多的时候，它受到压制。于是，基督教被迫与政权（State）分离，发展出自己一套体制，那就是教会（Church）。教会有自身的结构与组织，有自身的领导中心与教阶制度，有自身的法律与裁判所。这个体制，慢慢地环抱了整个罗马世界。

阿拉伯帝国真正傲视群伦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之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阿拉伯人在政治与军事上极盛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地就不得不释出帝国的控制权，就连阿拉伯人缔造的文明的领导权，也一应转手予其他民族。然而，阿拉伯的语文、信仰和律法沿用至今，是为其统治的恒久纪念。

能够使用征服阶级语文的优越感，这种语言在施政及商业上的实用价值，帝国文明的丰沛和多样，以及——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臣民对于这种写下新降启示的神圣语文的无比崇敬，这些，都有助于阿拉伯人对于其臣民进一步的同化。

伊斯兰教统治的头一百年所发生的这些涵括各层面的军事与政治变动，也带来经济上与社会上的重大变革。在“阿拉伯征服”的过程中，许多冻结在私人、公家或教会手中的财富，再度流出市面。

第一次内战开始于公元六五六年，肇因于乌斯曼遇刺。这一群叛兵来自停驻在埃及的阿拉伯军中，他们来到麦地那，向乌斯曼陈情，诉说其苦况。叛兵于六五六年六月十七日，闯入哈利发的居室，乌斯曼伤重毙命。他们的行动与后来发生的争斗，标志着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转捩点。穆斯林的哈利发，头一回一一而且绝不是最后一回一一被追随自己的穆斯林谋害，穆斯林军队，也自相残杀。叛兵改立阿里为哈利发。

然而，做为先知的族人，阿里倒是可以根据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旧俗，自荐为穆罕默德在政治与宗教两方面部分威权的继任人选。阿里个人的资质以及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他候选有望。此外，有许多穆斯林对于推选产生的哈利发们及其部属的品性十分失望，也有一些穆斯林昐望，在先知族人领导下的新政权能够扭转乾坤，回归伊斯兰真正的原本教训。阿里也有能力吸引这些教徒的支持。这些人后来被称做“阿里的朋党”，再简称做“什叶派”。

穆阿维耶继任，标志着伊斯兰教史上的新时代，即所谓的“倭马亚哈利发朝”。倭马亚时代的继承，虽然在原则上并非、在实际上却是王朝式的，人选只能出自倭马亚家系。继承大统没有一定的规矩或权利，在后期的伊斯兰教朝代也的确是如此。这无疑是受到《古兰经》以及太古传统的抑制，后两者呈现出非难君主政体的强烈态度，绝不接受一个固定的继承法则，无论是长子继承或是其他法则。穆阿维耶提名儿子雅奇德做为储君，这设下了一个先例，后代哈利发群起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