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谈翻译

能不咳，就不咳。

I made my song a coat Covered with embroideries Out of old mythologies from heel to throat; But the fools caught it, Wore it in the world's eyes As though they'd wrought it. Song, let them take it, For there'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

为吾歌织华衣， 刺图复绣花， 绣古之神话， 自领至裾， 但为愚者攫去， 且披之以骄人， 若亲手所纫。 歌乎，且任之！ 但有壮志盖世， 当赤体而行。

例如叶慈的《华衣》，短小精悍，句法短者四音节、二重音，长者亦仅七音节、三重音，若译成白话，不但虚字太多，的的难免，而且句法必长，沦于软弱，绝难力追原文。终于只好用文言来对付，结果虽然韵序更动，气势则可勉强保留一，至少，比白话译来有力。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

练习每周要做一篇，习题分量约300字，[...]一轮共为五周：第一周老师发题，第二周学生交卷，第三周老师批改后发还练习，第四周学生将已改之联系重抄后再交卷，第五周老师将誊清之联系核校后再发还。[...]第三周我将练习发还时，虽然各篇都已经仔细改过，我仍会当堂口头作一次综合讲评，说明我所以如此批改的理由，并分析原文的文法结构、修辞风格、文化背景等等。[...]

新闻的译文体，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句法是欧化的，用语却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欧化，因为译者的功力无法化解繁复的西式句话，只好依样画葫芦。用语太文，因为译者幻想文言比较节省篇幅

All men are scoundrels, or at any rate almost all. The men who are not must have had unusual luck, both in their birth and in their upbinging.

他认为一国语言之健康与否，可以反映并影响社会之治乱，文化之盛衰；而专制之政权，必须使语言的意义混乱，事物的名实相淆，才能浑水摸鱼，以巩固政权。 他指出，由于政党和政客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滥用堂皇的名词，诸如“民主”，“自由”，“正义”，“进步”，“反动”，“人民”，“革命”，“法西斯”等等字眼已经没有意义。

语言，天生是不讲理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年年游戏，若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里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伏魔。 有人笑称，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而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跟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

要做一个够资格的批评家，我以为应具有下列各种起码的条件： 1.他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识。2.他必须精通该国文学史。3.必须学有所专。4.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

首先，最简便的方法便是看他如何处理专有名词。西洋文学作品的标题，往往是有出处的。不是真正在古典传统中沉浸过的老手，面临这样的书名，根本不会料到，其中原来大有文章。一般洋学者好在作家译名之下，加注英文原名。但是这要有个不移的原则，就是在不易招误的场合，就尽可能避免使用。 其次，谈到诗文的引用。 校对是另一块试金石。我很少先看内容，往往先看校对；如果校对令我满意，我便欣然读下去，否则，我的兴趣交锐减了。 洋学者的学问，往往在一个形容词或一句论断之中，暴露无遗。

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有限的创作”。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是心中不能不了然与创作某些原理，手中也不能没有一枝作家的笔。

麦克鲁亨曾经再三强调：“工具就是消息。”又说“社会之形成，有赖于大众传播工具之性质者，甚于传播之内容。”

目前中文的被动语气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用生硬的被动语气来取代自然的主动语气。另一个是前篇一律只会用“被”字，似乎它的发音近于英文的by,却不解从“受难”到“遇害”，从“挨打”到“遭殃”，从“经人指点”到“为世所重”，可用的字还有许多，不必套一个公式。

可是翻译，我指文学性质的，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业余我们应该采用其他的名词，例如“传真”，来代替“翻译”这两个字。真正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样，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 流行的翻译体就是这样：用多余的字句表达含混的意思。 中文周转不灵，词汇贫乏，句型单调，首尾不能兼顾的苦衷，恐怕要付另一半的责任。至于文学修养的较高境界，对于公式化的翻译，一时尚属奢望。

英诗，或者一般的英国文学，该怎么研读。有三种途径：如果只在语言而不在文学欣赏欣赏便好。如果要做以为文学学者，就必须博览群籍，认真而持续的研究。如果要做以为作家，则要找到能启发滋润的先驱大师。 翻译要求需要更高水准的英文程度。而现状就是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

新闻的译文体，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句法是欧化的，用于却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欧化是因为译者的功力无法化解繁复的西式句法，只好依样画葫芦。用于太文，因为译者幻想文言比较节省篇幅。

中文式微的结果就是舍简就繁，舍平易就艰拗。所谓中文的程度，泛指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表达情意的能力。文白夹杂，也是一种不通，至少是不纯。 不纯的中文，在文白夹杂的大难之外，更面临西化的浩劫。西化的原因有二，一为直接，一为间接，其间的界限已经很难划分。直接的原因就是读英文。英文读的越多，中文读的越少，表现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都不免渐受英文意识的侵袭。

我作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 遇见长句时，译者要解决的难题，往往首在句法，而后才是词语。对付繁复的长句之道，不一而足，又是需要拆开重拼，有事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译者只知道顺译（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道逆译才是中文，才有力。

虚词是文章的润滑剂，可以调节实词之间的关系助长文句的语气和态势。用的恰当，文句便周转自如，用滥了，反而乱人耳目，造成淤塞：于是虚词比诗词还要实了。 白话文运动推行了六十年的结果，竟然是培养出这么可怕的繁硬文体，可见不但所谓的封建文言会出问题，即连革命的白话文也会毛病百出，而愈是大众传播的时代，愈是如此。

要做一个够资格的评论家，我以为应具下列各种起码的条件： （一）他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识。必须如此，他才能不仰赖别人的翻译。 （二）他必须精通该国的文学史、这就是说，他必须对该国的文学具有历史的透视。必如此，他对于某一作家的认识始能免于孤立绝缘的真空状态。 （三）批评家必须学有所专。 （四）他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

首先，看如何处理专有名词。人名、书名、地名 其次，诗文的引用。只有报导，没有分析，只有溢美，没有批评。笔下不通，往往是心中不通的现象。如果真想通了，一定也会写通。我甚至有一个不移的偏见，以为中文没有写通的人，外文一定也含混得可以。其实洋学者正加倍需要雄厚的中文修养，才能抵抗那些别扭的语法和欧化的词句，也才能克服中西之异，真正把两种文学“贯”起来。 第三 英文的校对 第四 对形容词或论断的使用。

译文体最大的毛病，是公式化，也就是说，这类译者相信，甲文字中的某字或某词，在乙文字中恒有天造地设恰巧等在那里的一个“全等语”。 流形的翻译体就是这样：用多余的字句表达含混得思想。 还有一些令人目迷心烦的字眼，慎用少用或干脆不用。 的、地、 所、被、关于等。 公式化翻译体的毛病：一口气长达四五十字，中间不加标点的句子；消化不良的句子；头重脚轻的修饰语；画蛇添足的所有格代名词，生涩含混的文理，毫无节奏感的语气

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愿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

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与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因为一个人吵架的时候，言词出口，纯以神遇，已经无暇推理了。

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翻译。 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source language）的体贴入微，还包括了解施语所属的文化社会。同样必要的就是对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第三个条件就是在一般常识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相当的首席，至少不能外行。

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文学之一：最古老，是因为我们的《诗经》比荷马的史诗为时更早；最年轻，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弹性极大，文法变迁极小。 主词省略 动词不要 一字数用 名词不标单复数 动词不标今昔

由于对超自然世界的观念互译，中国文学似乎敏于观察，富于感情，但在驰骋想象、运用思想两方面，似乎不及西方文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长于短篇的抒情诗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数的例外，并未产生若何宏大的史诗或叙事诗，文学批评则散漫而无系统，戏剧的创造也比西方迟了几乎两千年。

要做一个够资格的批评家，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一）他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识。 （二）他必须精通该国的文学史，对该国的文学具有历史的透视。 （三）批评家必须学有所专。 （四）他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应该别具一种风格，而不仅为表达思想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