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法国大革命

通过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行为的分析，勒费弗尔得出两点意见：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场人们称为大革命的事件里有多种革命。其中，农民革命是反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是面向过去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是独立于其他革命的（如贵族革命、资产者革命或无套裤汉革命）。这两个意见本身就已经难以调和作为一场同质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认为革命所开辟的是资本主义未来或资产阶级未来，而“旧制度”企图阻挡这个未来。

他不去尝试理解，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将一种激进变革的观念统一起来，他只是简单地把18世纪末农民问题的分析和一个同这种分析相矛盾的传统并列在一起，而不尝试将两者协调起来；这种分析旨在通过大革命行动者的眼光去看革命本身，把它看作一种【历史】的中断、一个大事件降临、一种不同性质的时间，想一块新布料那样的均匀。

必须打破这种纪念性史学的怪圈。在我这代人中，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这种东西曾经长期时髦，总是强调历史根植于它自己的时代、它的选择或它的规定性。拿这些招眼的玩意儿一炒再炒，虽然有益于抵制“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幻想，却极有可能没完没了地助长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在我看来，大革命史学中充塞的精神惰性和令人敬畏的嚼舌头更甚于政治意识形态。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去掉它给后人留下的常识意义，还它以同样是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一样primum movens（首要东西），即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

现在，中国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很快印度也起来了，再加俄罗斯、非洲、南美洲，大家都想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吗？有转机计算，我们大约需要20个地球才可能勉强应付这样的利益需求。昨天我看到最新的国际能源报告，地球的是有储量按照现在的消费规模，仅仅只够41年之用。可是，消费的狂热还在疯狂地增长啊！以现在地球资源挥霍、破坏的程度，我们能够想象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吗？那种鼓吹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可能放弃短视而关怀长远吗？杜维明教授曾经告诉我一句非洲的恶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富。

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消解功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要抑制人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就是要提倡人过一种有责任的合理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公意”不是过时了，相反，还要加以发展。卢梭的“公意”还只是社会的“公意”，在我看来，这是不够的，必须把未来考虑进去，我们的尚未来到这个世界、可是终究会来的子孙后代也要成为“历史契约”（不仅仅是“社会契约”）的签约者。

法国大革命是命定的吗？只要回顾事件过程的涨落以及此起彼伏的抵抗，组织一下1789年那一年使矛盾化开的冲击，就足以想象这个问题了。一方是迟钝的君主政体和一个自私的贵族阶层，它们出于自身利益，出于反动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抱作一团，另一方是公民社会的其余部分，由一个富裕、野心勃勃但备受挫折的资产阶级率领和驱使。

从1787年起，法兰西王国就已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了。虽然路易十六继续在其本人周围聚集着臣民的共识，但这个传统门面的后墙已经坍塌了：王权虽然名义上还受到尊重，但其合法性已经保不住其代理人的权威。国王手下尽是一些昏庸的大臣、奸诈的谋士和老谋深算的管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艰难时期君主制的老一套已经煽不起最后的威信，须由公民来监管了。意思就是说，公民社会（其范式演进乃由上及下）正在摆脱象征性的国家权力，同时摆脱国家的法度。

这样，《旧制度》一书里托克维尔历史描述所在的基本层面不是经济现象，甚至也不是处于自身结构及其不同阶级历史之中的社会。而毋宁是法国人的精神状态，即人们称之为气质或民族性格的东西，被作为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两军对垒的领域来考察，分成赞同中央集权和抵制中央集权两大派。

正是从共济会开始，古参所说“社会精神”取代了古老王国的社群精神。它侵入到贵族、大法院、行业管事机构、行会乃至社会的整套机构内部，在这些地方传播它的抽象原则和人民意志观念，以此代替社群精神掌管的利益。它树立了共识的宗教，树立了一种对摆脱一切滞重感的“社会”的崇尚，树立了一种等同于社会自身的权力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