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

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窄边圆帽檐划着柔和的曲线向上翻卷

按揭的偿还和牙医的缴款通知单以及过快推进的时间想必将暮色中的她彻底压垮了

我孑然独立，活像沙漠正中树立的一根并无意义的标识

我常常心想，假如必须在地球什么地方挖一个特大特大的屁股眼儿，那么场所就非这里莫属了——这就是悉尼的绿色大街

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到在路旁。然而那打法又极端安静，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被打。

不知是谁放在草坪上的收音机里低声传出音乐，仿佛砂糖放多了的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随风而来，唱的是已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

他总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围栏前喝一罐啤酒（因为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在大猩猩那里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几乎对台风无动于衷，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鱼的姿势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觉上就好像两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电梯”

诗人二十一岁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 传说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过，灯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顺着笔直的六车道（即使不太情愿）朝目的地开足马力即可。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文唱片。应酬性的参加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十八... ...

她没有姓名，只是穷婶母。如此而已。

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的失名状态。

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

“重逢那年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这些全都是在这个无可捉摸的巨型城市里进行的。”

“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行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经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ー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他总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围栏前喝罐啤酒（因为孟加拉虎总是对台风气急败坏），在大猩猩那里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几乎对合风无动于衷，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鱼的姿势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觉上就好像两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电梯。”他说。

但无人斗得过酒精，不过在自己鼻孔进水之前好多事都没注意到罢了。

“别人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他说，“但世上不办葬礼的死法也是有的，无气味的死也是有的。”

“约定俗成嘛。就是说，因为猫和狗是屡见不鲜的动物，犯不上特意花钱去看。” 他说，“和人一样。”

歌颂照在深色醋瓶上的太阳，歌颂脚前铺展的晨露晶莹的草海。 然而归根结蒂，那是一九八〇年的事。一万年时间等起来实在过于漫长。那之前我必须度过无数个冬季。

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突然从夏日午后光的洪水中走进室内，眼见深处一剜一剜地作痛。房子里飘忽着用水稀释过似的幽幽的暗色。一种仿佛几十年前便住在这里的幽暗。不是说有多么暗，是幽幽的暗。空气凉丝丝的，并非空调里的凉，是空气流动那种凉。哪里有风进来，又从哪里出去了。 走廊上有好多种气味，都是记忆中有的，是时间制造的气味。时间把它们制造出来，迟早又要将他们消除。旧西装味儿，旧家具味儿，旧书味儿，旧生活味儿。 上了楼梯，总算有光线泻入。平台窗口没有窗帘，夏天的阳光在地板上筑出光的池塘。

消失的形式林林总总。第一种形式是与死一同消失。这很简单，“河水枯而鱼死绝”，或“林木焚而鸟烧尽”……我们哀悼它们的死。第二种形式是某一日倏忽消失，如一台旧电视机，死后仍有白光在银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却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他把一瓶冰镇香槟和两个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不知道吗？”他说，“香槟什么用途也没有，只有在该开瓶盖的时候。” "有道理。"

诗人二十一岁死，革命家和摇滚乐手二十四岁死。只要过得此关，暂时便无大碍。这是我们的基本预测。 传说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过，灯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顺着笔直的六车道（即使不太情愿）朝目的地开足马力即可。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纹唱片。应酬性地参见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八......

字那东西是不可信任的。如我写“巧合”两字，但您从“巧合”这一字体中得到的感觉，与我从同意字体中感觉到的，说不定会截然不同或者完全相反。这岂非极不公平？我连裤头都退了下来，您却只解开衬衫的三个纽扣。无论怎样看都是不公平的，不是吗？

想到这点是在山手线的电气列车里。我站在车门前，把车票像怕丢失似的紧紧攥在手里，隔窗望着外面的景致。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微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