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

另一位浙江的学者官员孙诒让在19世纪60年代买下了一批散失在日本的中国图书。日本当时的主要兴趣在西方，这间接地说明明治维新和同治中兴的不同。

就整个中兴时期的书面材料来看，清政府感兴趣的是作为行政问题的关税征收，而不是作为经济问题的对外贸易。和中国官员所期望的相比，赫德和他的助手们能够更有效地“榨取”对外贸易，他们也上缴了全部所得。

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通常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走向那个极端。有的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细微侧面大书特书，有的则是对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原因作出洋洋大观的一揽子解释。当然对这两类研究不可完全忽视，但是对于许多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