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八股的产生无法系于某一个人，无法系于某一个明确的年份，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八股文体的创造者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名流显要，而是许多籍籍无名者。其动机自然也并非是要加强君权之类，而主要是为方便考试与衡文。

冯钝昤告滅子孙：“有一オ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状元，不若出一明理的秀オ。”在那些孔孟之学浸润中成长起来，真正服膺其道的古代中国士人看来，更重要的还是道德人生：人一生在世，不仅要考虑外在地，更要考虑内在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合符人的身份、以及提升人的身份的生活，科名纵可取，而得失却不必介于怀，毕竟科名是从属于人生，而非人生从属于科名。

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这种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浄的应试教育，说它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敵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

他在1985年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又说：“我看到，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类社会没有一个是平等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在历史学家们掌握的历史上也没有。”他用社会的动物性来解释这一基本问题：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在集体中生活，他便是这个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也就不成其为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科举正是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而经义八股又正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通之弊而来；但久而久之，它又产生如上面舒赫德（又不仅舒赫德，还有许许多多眼光更犀利的批评者）所指斥的弊端，此大概也是事物当然变化之理，

但古代学校在其发展中确实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不与“仕”及功名利禄联系起来，就不足以普遍兴学、广泛劝学，亦不能提高儒学的地位，扩大儒学的影响；而与功名利禄联系起来则又容易造成学风的下降，失去劝学的本意，腐蚀儒学的真精神。当然，此不仅儒学、太学会碰到这一矛盾，举凡一切精神的事业要走向社会都可能遇到这一困难问题：即在“外在的世俗化”的同时如何避免“内在的世俗化”，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如何避免被权力所腐蚀。

笔者对古代选举制度在现代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复植和回归也表示怀疑，但是，慎终追远，尊重历史和我们先人的创造，乃至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则是另一回事。 就其是一种教育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在考虑如何保障制度公平和落实机会平等、如何善用民间教育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方面得到启发； 就其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在如何医治跑官卖官的痼疾，如何使“贤贤”与“民主”结合方面得到启发； 而就其是一种社会结构而言，我们可以在如何达到一种使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流动，乃至如何实现一种最大可能的开放社会方面得到启发。

所以，往往在最初一段振奋人心的同甘共苦、平等相处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起一种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例如开始告诫“毋相忘”的陈涉后来不仅淡忘了自己原来的伙伴，甚至为了维护等级的威严而杀了他们。洪秀全也是如此。这并非一种诛心之论，也并不意味他们原来的想法不真诚或有意欺骗，而是说印使初衷完全真诚，由于地位和时势变了，原先的想法也就可能改变。

选举从推荐向考试的发展，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有详尽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他认为：随着士族阶层的兴起，曹魏以降，两汉传统的选官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动。高门子弟，多已不層由州郡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清途"”り九品中正制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遇士族的倾向，并成了选官的主导因素。

无论古今中外，有“罪”者总是要在某些情况下被剥夺选举权或被选举权，“工商”后来应举也不成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身份相对固定甚至常常是世袭的所谓“贱民”的排斥。瞿同祖指出，中国历史上除了官 民的分野，在民众中间还有一种良、贱的分野。士农工商四民或称“良民或称“齐民”，字义的本身，即提出其齐一或平等的身份，“贱民”则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陕西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