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伟大的德川家康留给后代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话：＂人生犹如负重远行。勿急，勿责人，要经常反思自己的不足。忍耐为人生长久之本。＂ 织田信长说，＂假如夜莺不鸣叫，我会杀了她＂；丰臣秀吉说，＂如果不鸣叫，我会逼她鸣叫＂；德川家康则说，＂如果她不叫，我会等待她开口。＂

神社毫无可供礼拜的器物，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处，仅是内殿悬挂着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这个物件的出现很容易解释：它代表人心；当人心完全平静清澄时即显出神的形象。

因为一些极其琐碎的，不，由于想象的侮辱，性情急躁的狂妄自大者便会马上诉诸佩刀

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对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

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爱国主义和忠诚。 神道从不伪装成系统的哲学或一种合理的哲学。这种宗教给武士道彻底灌输了忠君爱国主义。 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接简单的行为准则。

知行合一

在战争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在欧洲由基督教为之，在日本则是由武士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的。温文尔雅的感情有助于对他人的苦难的体认，而尊重他人的感情，由此产生出谦逊和殷勤，正是礼的根源。

武士道是武士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它并非成文法典，充其量只是一些口口相传活经名士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在更多情况下，武士道是无字无言的准则，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律法。它并非产生于热河才能出众的个人头脑，亦不建基于任何声名显赫的人物平生，而是武士生涯几十年、上百年逐步发展的产物。

佛教、神道和孔孟之道构成了武士道的三个起源。

武士道相信又能被看作既无金钱有无价格的工作。不管是僧侣的工作还是教师的工作，灵魂的劳动是不应以金钱来报偿的。并不是因为没有价值，而是因为无法评价的缘故。……因为工资和薪金只能付给那种其结果是具体的、能够把握的、可以计量的工作。然而教育上所做的最好的工作——即灵魂的启发（包括僧侣的工作），并非具体的、能把握的、可计量的。由于是不能计量的，所以不适用于作为价值的外观尺度的货币。

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人们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秉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

实际上，日本人在人性的软弱遇到最严峻的考验时，有经常做出笑容的倾向。……因为我国国民的笑最经常地是在受到逆境困扰时，作为遮掩其努力恢复内心平衡的帷幕。它乃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

斯宾塞先生则说在军事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它只有伴随着社会的产业化才能得到改善。

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则尚未做出什么贡献——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

光是那些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无法抗拒的潮流，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因为民主主义不会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而武士道却是一个由垄断着知识及教养的预备资本的人们所组织的，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及价值的托拉斯。

武士道接受并佐证父权政治，与权力瓜葛更少的叔父政治（例如美国山姆大叔政治）相对（尽管前者通常并不与后者挂钩）。

武士道，是要求或教导武士们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不是成文的典章，多是一些口耳相传的箴言，或是一些知名武士、学者留下的手迹。这些不成文的规章，却对实际行动颇具约束力。

武士阶层总是处于交战状态，又隶属于不同家族，他们需要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

...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神道教没有“原罪”教义。相反，它相信人类灵魂有与生俱来的善及神性的纯洁。

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接简单的行为准则。

人们制定义理这个权威很正当，因为如果爱不能很快产生德行，那就必须有诉诸个人智力的素质，并且必须激发他的理智，说服他相信正确行事的必要性。其他道德义务也是同样道理。一旦“职责”遇到障碍，“正确的道理”就会介入，以防我们逃避责任。......我认为义理是人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在人为的社会里，出生的偶然及不当的偏袒构成了阶级差异，家庭成为社会单位，年长的人比有才的人更优越，而自然的情感必须屈从于专断的习俗。正因为这种人为性，义理逐渐退化为一种含糊的优先权，随时被召来解释这个，批准那个。

尼采说过：“你以你的敌人自豪，那么敌人的成功也就是你的成功。”这道出了武士的心声。

专制政府与父权政府的区别在于，前者中，人民勉强服从政府；而后者中，人民也服从政府，并且怀着“那自豪的服从、那自尊的顺从、那内心的从属，内心即使处于劳役，也令高贵自由的精神保持生命力。”（伯克《法国革命》） ... 这位俄国政治家（波别多诺斯采夫）还说，在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斯拉夫民族，依靠某些社会联盟——归根结底还是依靠国家来塑造人的性格。这话对日本人而言，加倍正确。

其实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个蹩脚诗人。经常会见到行进中的战士突然停步，从腰间取出文具写诗一篇——之后当人们从了无生命的战士身上脱下头盔或胸甲时，就会发现这些诗稿。 ... 温文尔雅的感情有助于对他人苦难的体认，而尊重他人的感情。

一个武士，在年少时不能对哪怕一点点羞辱表示妥协，他没有错；他说：“丢脸就像树干上的疤痕——时间不会抹去它，只会让它越长越大。” ... 脆弱的荣誉准则隐含着病态的过激行为，这被宽恕与忍耐的宣教极大地抵消了。 ... 非常遗憾的是，关于是什么构成了荣誉并没有清晰而概括的表述，只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头脑意识到荣誉“不由境遇而生”，而是存在于人的恪尽其职之中。

一方面，坚忍的磨练教导我们要毫无怨言地忍耐，另一方面，礼仪教导我们不可因为自己的悲哀或痛苦的表达而破坏他人的快乐或宁静。两方面结合导致产生禁欲主义的性情，最终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 …… 我们的笑脸经常是在受到逆境困扰时，用以掩饰内心以力图恢复平衡的面具，它的本质是悲伤或愤怒的平衡锤。 …… “日本和中国一样，人性为悲哀所动，则将苦痛赋予诗歌。”（纪贯之）

武士道在牵涉到事关荣誉的问题时，将死亡视为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钥匙。 …… 既然对切腹行为不断地颂扬，这会诱惑一些人滥用它。…… 因混杂且可疑的动机驱使武士去切腹的事，要比驱使修女进入修道院还多。 …… “蔑视死亡是勇敢的行为，当生必死更可怕时，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托马斯 · 布朗《医生的宗教》） …… 在一个没有刑事法庭的时代，谋杀不是犯罪，只有被害者亲友维护治安性的复仇才维持了社会秩序。…… 常识为武士道提供了复仇习俗，作为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法庭，使得人们能够处理普通法律无法判决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