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

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而当现场的汉族大臣们对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对和愤慨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慈禧突然开口说话了，语气缓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召你们来不过为体面而已！

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首先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之中。

无论是何种悲剧喜剧，中国的戏剧均带有中国人坚信不疑的因果报应的结局，……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

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轻视，这种对待人与事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里。 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目的。 他们不知道人世间有“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 帝国农民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无助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壮胆。

我用中国话招呼海边的中国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下水把我们背过去，我们会给他们一些钱。大胆的人真的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向我们走来。第一个刚过来，其他人也都跟过来了。于是，每个“敌人”竟然都把一个德国军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国军队是骑在中国人的背上进入敌国的。

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中华帝国的官员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稳定的一群人。在帝国专制制度下，官员们的命运起伏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心情和情绪的波动。于是，这些官员有着性格上相当矛盾的两面：在百姓面前的极端傲慢和在上司面前的极端谦卑。

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对于朝廷来说，帝国臣民中有顺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首先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之中。 中国人所做的许多事情，目的中不排除给别人看，这关系到中国人的尊严。送葬，无论是执行的程序还是专门穿上的丧服，无论是吹着丧乐的化装乐队，还是很艺术的假哭，看上去就是一个庞大的戏剧场面。结婚，其程式更加戏剧化：彩绘的轿子，幸福的新嫁娘——只是她必须抱着娘哭。而板正的新郎官穿着状元的戏装，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恶狠狠地拿着一张弓，向刚进门的新娘射出一支箭——中国人硬说新娘可能是妖精。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了30名英国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了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

帝国的六军机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礼亲王是军机首领，往下排列的顺序是：荣禄、王文韶、刚毅、启秀和赵舒翘。这个顺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乱不得，连每天“上班”时进“办公室”时也要如此。如果礼亲王“上班”了，他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手里拿着决定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后面的军机大臣，在礼亲王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几步，为各位大臣掀起门帘，因此，排名最后的那位军机大臣，又叫做“挑帘子军机”。

荣禄对一旦把这样的假货送到慈禧那里，对整个帝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帝国官员从来没有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糊涂过：自身的命运永远重要于国家的命运。

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一发来自法国“狮子”号军舰上的炮弹，击中了清军炮台后面的弹药库。 大火引爆炸了军校里的一座弹药库，剧烈的爆炸一瞬间便把整个军校夷为一片废墟，90名帝国青年陆军军官全部葬身火海。 一颗从英国军舰“恐惧”号上的一门12磅炮上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的要害。 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

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

"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椎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

“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