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东周思想家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接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已经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这里所谓民，有时也包括统治阶级中人在内，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认识民为主体，神是附属，就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贡献。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给社会进步以及大的障碍，东周思想家对神的解释，是起了作用的，他们的解释是可以珍视的。

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长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长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甚缓。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一层，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的时候，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孔子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士阶层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对上妥协，对下也要有些妥协，这样，中庸就成为最合适的哲学思想。

理论上中道虽然偏在贵者尊者方面，对卑贱者的利益却还要兼顾，但实际上尊贵者并不实行自己应负的责任，而卑贱者总负着片面的过度的义务。这样，中庸之道就讲不通了。凡是讲不同的地方，都归到天命。高远莫测的叫做天，无可奈何地叫做命。

例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以后，和两个兄弟分家，三分财产自己取最好的一份。两个兄弟算是能让，也被举为孝廉。许武于是大会宾客，宣告使两弟成名的本意，把自己一份财产分给两弟，许武因此获得更大的声名。又如赵宣葬父母，就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凡二十余年，乡人都称他是孝子，州郡官屡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郡太守陈蕃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按惑众欺神鬼的罪名处罚。

“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该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和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儒学创始人孔子，叫人专注人事。”“不谈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历史上允许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

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

郭璞作注，简括确切，不知道的就说‘未详’，避免注家强不知以为知的陋习。

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已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世，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的喧宾夺主的优势。

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

每一个卦代表当作同意属性的若干事物，比结绳记事进了一步，后来皇帝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符号，失去了原来作为记事符号的意义。

西周时期，人口极稀，在广漠的地面上，零星地散布着一些住人的大小城堡叫做邑。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诸侯，所以邑也称国。东周，兼并战争的发展，国境扩大，大夫采邑也扩大。大夫所居邑以外的大邑，派士去管理，称为邑宰；国君所居邑以外的大邑，有些仍称邑，有些称为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行政区域。县行政长官为大夫、守或尹，地位高于邑宰。

东周长期的兼并战争，使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的思想，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民。东周思想家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截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它们已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给社会进化以巨大障碍（这是什么意思？？？），东周思想家对神的解释，是起了作用的。

主张治国行猛政，“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猛政，就是把严厉的刑法公布出来，让人不敢犯。在金属鼎上铸刑书。孔子想要法律神秘化，独掌在贵族手中，使庶民莫测，不敢轻试。子产首创刑鼎，削减贵族特权，是一个进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