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治国梦

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份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所容纳的置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象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一项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作为下层文化打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听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 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儿子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心跳顺乎自然的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作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治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格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疑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则的作用。

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做了官，以至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游离出来的贰臣孽子，他在军阀之林中长期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及时一个军阀又是一个具有进步欲望的爱国者。角色的分裂常常使他陷入深深地内心痛苦和矛盾之中，从而使他的行为和意识都带有很强烈的双重性，既有军阀的意识，又有探索者的痛苦。

冯玉祥这种基督主义的道德实质上是中国农民互济互助，吃苦耐劳，淳朴憨厚性格的外溢，这种农民式的道德，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的确能迸发出相当的凝聚力，但随着场景的改换，物质条件的变化，这种农民道德就会逐渐失去魅力。这一点连冯玉祥也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军队其长处是能吃苦耐劳，而短处则是“不能见钱财，不能见女人”。

军阀本身就是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宗教流行的根源，他们信仰和利用佛教，本身就是对佛教的最大嘲弄。

与其他军阀对待手中的维系工具的态度一样，迷信型的军阀不能说没有几分迷信，但他们对待这些乌七八糟的教门主要还是利用，绝非像不少士兵那样真诚地迷信他们……只要利益相关，任何神圣之物都可以轻易地抛开，军阀们的维系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虔念，充满功利意味的意识。

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物化的工具。

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当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的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 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

人的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抽掉了个体的价值，所谓整体的价值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视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是脱离了实在内涵的空壳，而实际上化为少数所谓整体代表者的私利，要求个体为整体无限制牺牲，不过是假借整体名义施行暴政的托词，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托词下，每个人的牺牲都是随机的，无限制的，只要在整体的名义下就可以对每个人每个家庭作随意，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侵害和剥夺，因为即使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过是为整体牺牲的一种形式而已。

出于功利的冲动而拿来，在“中国画”或者“儒化”的过程中编制，最终却将这种变了质的泊来品放在与它根本不相容的环境里。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政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土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