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研究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忍不住感叹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强大和广泛。幅员辽阔的中国也在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其变化方式，不似扶梯一般笔直前行，而是如铁轨一样划出巨大的曲线。……

历史学是极为具体化的学问，同时又是重视抽象化的学问。对抽象化的重视，可能趋向一种哲学化理念；又因为尽可能地从数量上去还原历史现象，分析力量之间的关系，故历史学又可被视为一种力学。前面提到的分裂与统一的问题，要言之，就是一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定存在着想要统一的力量和试图分裂的力量。前者强，则社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或得以继续维持已形成的统一；后者强，则社会朝着分裂的方向发展，或保持分裂状态。

贵族制度是历史的、情感的产物，极端地说，是没有理想。它只珍惜延续至今的东西，并想保持下去。强言之，是为了不招致比现在更坏的事态，所以要维持现状。其思想深处存在着变化必定恶化的信条。官僚主义则与之相反，目的是治理百姓，为此必须广求人才，其思想深处认为政治之本在于人。天子应寄望于后者。

如果称之为宿命的话，则与其在大势所趋下，丧失民族尊严地被同化，不如主动选择既保持本民族自豪感，又有意识地推动同化。保持民族自豪感的同化是指，他们自身在汉化的同时，转变为汉族式的贵族。尤其是皇室必须屹立于如此产生的新贵族群体的顶峰，通过贵族切实地统治汉族全体孝文帝的改场，与南朝军阀帝王主动贵族化是相通的。

魏晋以来日益显著的贵族制，经历三百年历史，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有着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且，这个制度又并非皆不可取。其他制度下为竞争官位，有时甚至不惜诉诸不正当乃至暴力手段。而贵族制度的优点在于根据门地大致决定登用的官位，则可杜绝这样无限制的自由竞争，防止社会发生混乱。而且从整体来看，在教养与德行方面，贵族阶级出身者确实比庶民阶级出身者更胜一筹这在当时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无论如何，梁武帝可谓南朝的第一流人物。他由布衣起家，登上天子之位，既是军人更是文士，不仅对儒学有很深的造诣也是佛教的皈依者。这种极为兼容并蓄的性格，使他既能承认贵族制度，同时又对其进行改革。在这一点上，贵族阶级也不得不追随他的新政策。然而他这种开放又复杂的性格，令他在外交军事政策上优柔寡断，晚年时统治的破绽就来源于此。

文帝的最终目的在于打破州县的封建势力，形成中央政能够原原本本直达末端的体制。若地方长官或者僚属长期居于任地，也会向着土著势力演化，那么，一切又将如旧。

考证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求有一个飞跃。必须不光依赖记载，还要复原没有记录的部分。这部分必须用自己的哲学和观念来填补。归根结蒂必须用事实来说明并复原事件的面目，延续史实。

飽くまでも史実の延長として、事柄で事柄を埋めて復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

为了掌握六朝时期的制度体系，我首先探索着从区分官和吏开始研究。接着，我就感到必须彻底了解九品官人法的真实形态，为此还必须进一步探明从三国时代的魏国开始实行的九品官制。进行此项研究时最有用的参考书是什么？那就是清朝考据学者中仅属于二流的嘉庆年间的学者洪饴孙所编撰的《三国职官表》。

この際に最も役に立った参考書はナンと、清朝考証学者の中では第二流にしか数えられない嘉慶期の学者、洪飴孫の手になる「三国職官表」であった。

史料の整理と史実の考証は結局誰かが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のなのである。

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无法清晰划线的，贵族并非就能一直满足其垄断官位的欲望，豪族也并非完全游离于官场之外。特别是进入地方政权的豪族，也可以将他们看作是低级贵族，当他们迈向中央的仕途受阻时，便可以看出比较浓厚的豪族色彩。

殊に地方政権まで頭を出した豪族は、これを下位の貴族と見ることもできるが、中央政権への進出を阻まれた場合には豪族的色彩の方が、より濃厚であるとも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如上所述，三分天下成为既成事实。最初造成质变的是占据中原、势力最大的曹氏政权。

こうして天下三分という既成事実が出来上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が、最初に変質を始めたのが中原を占拠した、最も有力な曹氏政権である。

后来变成为长久制度的魏朝九品官人法，最初立法的旨趣，并不拘泥于根据个人的才德给予乡品，然后再根据乡品任用为官这种官僚精神，在其实施的层面，从一开始就具有贵族的色彩。

恒久法となった魏代の九品官人法は、最初の立法の趣旨が個人の才徳によって郷品を与えて、郷品によって官吏を登用するという言わば官僚的な精神にも拘らず、その実施の面において最初から貴族的な色彩を有した。

秀才、孝廉从州郡中选拔出来后，在中央接受考试，考试成绩获得中正的承认后，成为乡品。

秀才・孝廉は州郡から挙げられた後、中央で試験を受けるが、その試験の成績が、中正に承認されて郷品となる。

魏文帝曹丕之后，经历明帝曹叡，接着是齐王芳即位，由于年幼，故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两人辅政，在此前后，九品官人法出现了一点变化，亦即在评定乡品的郡中正之上，设置了州大中正。至于在郡以下的县也设置中正一说，值得怀疑。以上变化，是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乡品发言权的结果。

上の事は中央政府の郷品に対する発言権を増大した結果となった。

然而，革命之际，司马氏需要清除的虽然只是魏朝帝室，但他还必须表明，在魏政权下贵族已经获得的特权，在司马氏的天下将完全获得尊重，以防止贵族群体的动摇，因此产生了著名的五等爵制度。

但しこの際には、司馬氏としては、排除さるべきものは単に魏の帝室だけであって、魏朝の下において貴族の獲得したる特権は、そのまま司馬氏の天下となってもこれを尊重するという態度を表明し、貴族群の動揺を防が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れが有名な五等爵の制度となって現れた。

实际上，门地比人才更受重视。既然如此，中正的职责就可以不问个人的才德，而只要知道其家世就足矣。其实，中央政府的尚书比中正更加正确地知道各家的经历。因为贵族的谱牒是由尚书保管的。从东晋之后的宋朝开始，九品官人法发生了很大的改革。宋朝时如何建立的呢？

ここに九品官人法は東晋の次の宋頃から、大きな変革が加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る。

汉代在地方末端保留了自治的体制，中央政治因此简便，天子和宰相都工作清闲，被后世称赞为有特色的制度。所谓汉代乡制是汉代的根基，其实应该理解为古代都市国家的遗制。

贵族地位高，所以容易成为下层社会攻击的目标，但如果对此过度防御的话，又恐怕会受到来自朝廷方面的镇压。如此来，贵族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有时会自暴自弃，为从内部破坏汉朝的统一埋下了隐患。

此外，官吏起家之前得到的乡品不过是一张支票。比如乡品二品，即最初起家官品为六品，这是一纸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官至二品的保证书。而对大多数官僚来说，这种承诺尚未被兑现。因此若九品官人法被废止，这种对未来的保证将成为废纸一张。此时就算有部分人指出九品官人法的弊端，呼吁废止该制度，大多数官僚也不允许自己的努力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因此这种废止论就被扼杀了。

成熙元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同年，他向曹魏请求将过去为曹魏立有功勋者的子孙一律授爵，分别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在魏晋革命迫在眉睫之际，却对曹魏的功臣论功行赏，其用心自然是为了表明大家的特权能够得到保障，可各安其位。换言之，虽晋取代魏，但只要不反抗晋朝，曹魏的贵族也不会失去贵族地位，实为一种安抚人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