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史略

契丹使者萧庆言：“契丹牛马有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许，此时牛马大熟。若无雪，或雪没草，则不熟。”——《辽时拾遗》引《东齐纪事》

苏颂在使辽途中，见到过“百骑飞放”的围猎场面，谓之“羅草”（这是契丹话，《辽史》谓之“羅畢”）。据伴接的契丹人对他说：“道次小围不足观，常时千人以上为大围，则所获甚多，其乐无涯也。”

景宗时，社会经济形势正逐渐转好，而铸钱年额不过五百贯，与宋朝岁铸钱常达数十百万贯比较，相差悬殊。高丽赠给辽朝的礼品中，例有铜器千斤。显然，这是辽朝因缺铜而向邻国需索了。辽朝曾经用宋朝的铁钱制造兵器，原因也无非是铁所产不敷所需。宋崇宁四年（辽乾统五年，1105年），河东转运判官洪中孚奏，“辽、夏以铁钱为兵器”，为此，宋朝采取了改铸夹锡钱的对策。

辽代驿递、马牛之役较重，使得役户疲于奔命。辽朝处在四战之地，边防线很长，军旅、官员、使节的往来，粮饷的供馈，贡物的进奉，和诏令章奏的传达等，至为频繁。皇帝且有四时游幸的习惯，每出，官员成群扈从，州县为之挠动。萧韩家奴答兴宗制问，把“节盘游、简驿传”同“薄赋敛”并提，可以说明驿递和马牛确是两项突出的重役。

1042年辽朝胁迫宋朝增输岁币，相传是出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的教唆。一说，刘六符的本意是要拿所增的岁币来减轻赋税以收揽民心。“宗真（兴宗）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而他大臣背约，才以币之十二减赋，民固已喜。及洪基（道宗）嗣立，六符为相，复请用原议，洪基亦仁厚，遂尽用银二十万元之数减燕云租赋。”此事诸史不载，独见于《老学庵笔记》。查考《辽史》，宋增岁币后，兴宗“诏蠲（juan1）预备伐宋诸部租税一年”，未见有蠲州县租税之举。看来，对上述传说是不可全信的。

注释② 作为氏族的耶律、审密，作为氏姓的耶律、萧，以及作为最高等级的皇族、后族，三者并不完全吻合。耶律氏族包括大贺、遥辇、世里等家族，审密氏族包括拔里、乙室己等家族。皇族即世里家族，而后族除拔里、乙室己两个家族之外，还有述律家族和“国舅别部”。耶律氏族皆姓耶律，审密氏族、述律家族及“国舅别部”皆姓萧。此外，契丹别部的贵族，若非姓耶律，则必姓萧。奚族有耶律姓，亦有萧姓。可见，作为氏姓的耶律和萧是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

辽朝的科举，最初是专为汉人开设的，后来也允许渤海人应试。……至于正式开科取士，则是从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开始的。……统和六年，放进士一人及第。此后直到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每年及第进士一般只有二人至四人，最多不过六人。从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起，进士人数猛增，每年都有几十人及第。

辽朝的南面官制大抵沿袭唐制，后来又兼采宋制，而略予变通。……因为是杂采了几朝的制度，官号不免有点紊乱。如财赋官，上京置盐铁司，中京置度支司，东京置户部司，南京置三司，西京置计司，辽西、长春、平州各置钱帛司，山后置运转司，“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

汉族的诗人，其作品在辽朝传诵最广的，当推白居易和苏轼。东丹王是白居易的崇拜者，圣宗对白居易也异常推崇。苏轼的文名倾动辽朝，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在辽朝就有了翻刻本。其弟苏辙使辽时，寄诗与乃兄，有曰：“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苏轼自己也说：“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好像时间线有误： 国号初为契丹，947年改称辽，933年复号契丹，自1066年起又改称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