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tical Mass

社会物理学的根本，便是人们在19世纪得到的有关物质在根本层次上的力学知识。

•考虑到人数的众多，再考虑到物质世界和道德领域种种规则的限囿，人类所自诩的自由便不复存在。人一生中的行动难得会有什么自由。习惯、传统，再加上生存所必须对付的严酷必然，都会作为强迫性要求向人压过来，而不是给人们以选择的自由。P35

•社会行为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和秩序，而且不是来自任何对参与者命运的事先安排，而是参与者所能选择的变数十分有限。对此后面会有讨论。当我们沿着一条过道走动时，可以选择在两道墙壁之间走”之”字，也可以像托勒密描述行星运动的本轮那样兜着圈子前进，不过，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笔直行走，并不会做出前两种选择。P59

•物理学家们习惯应对的是基本规律在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的系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学规律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比纯物理学更难，这也是一条理由。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倒是颇能自我安慰，因为他认为，“幸亏经济学还不像社会学那样艰深。”P144 •克鲁格曼就认为，这一传统目前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仍相当活跃：”学术界里存在着一种风气，就是最能召来一帮信奉者的理论，是一些能给头脑机灵但并没有创见的年轻人显示自己机敏的东西。这是相当可气的，但事实的确如此。”P145

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中，信仰“科学的”政治理论的，往往是那些持自由观点的成员。

在17世纪的知识界人士心目中，钟表的地位就如今日的电脑。

霍布斯发现，要根据逻辑推理寻求到较好前景，必须不得有意给自己造成伤害；不得危及自己的生命，也不得忽视能够增加生命安全保障的方式。初看起来，提出这一条有十足的根据，但这就要求人们具备特别的禀赋，有本领预见到为自己选择行动的后果，这样才能始终保证最适当的自我保存。

学术界里存在着一种风气，就是最能召来一群信奉者的理论，是一些能给头脑机灵但并没有创见的年轻人显示自己机敏的东西。

实际情况是：在经济世界里，起也好，落也罢，都以全然不可预知的方式发生。这使得试图在经济学理论中构筑的周期性内容，越来越像托勒密当年为维护地球中心说而煞费苦心凑成的行星运动模式。

正是通过对无规行走的观察，科学家最终达成了承认原子存在的共识。

人们从统计平均值学到的心理学知识比从哲学中学到的多，亚里士多德算是例外，这样说并不夸张。

麦克斯韦是物理学走上了统计之路，这就是说，当涉及数量巨大而彼此完全相同的运动物体时，重要的知识并非单个成员的具体行为，而是全体的平均运动和对此种平均的偏离程度。

他固然喜欢引用物理上的内容进行类比，却不打算是这门政治科学数学化。

当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研究人是如何进行决策时，社会却在向移除这一需要的方向大步前进。

谎言分为三等：谎话，大谎话，再有就是统计学。

当年亚里士多德斩钉截铁宣布的“自然法则”，实际上却很难被视为是对大自然的概括，它们往往只是逻辑学上的重言式——物体之所以落在地上，是因为它们具有下坠倾向；日月在天空中走圆弧线，是因为所有的天体都具有沿圆形运动的倾向。

玻尔兹曼将系统状态的熵与对应于此种状态的分子排布数量联系到一起，得出了气球处于完全鼓起的状态会具有最好熵值的结论。 …… 带自然的法则并不曾规定熵非得增加不可，熵在实际上的确增加的原因，乃是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休谟也想成为伦理学领域的牛顿，以将人类的本性还原为基本原理——通过经验，而不是笛卡儿主义的先验观念。

人类在形体与智力上都是完美的，并体现在符合数学形式的完美上，这一观念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存在，而现在连衡量完美的定量工具都出现了。事过境迁后，人们不难看出浮泛在“平均人”理论上的种族纯化和呆板的社会一统化思绪，但在当时那种相信所谓面相学、骨相学的时代，他的理论被视为是完全合理的。

倘若人们未能从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即使在复杂的、行为的直接原因朦胧不请的系统中，也同样存在规律的话，麦克斯韦是否会鼓起勇气，放弃以单个粒子的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追求，即不再考虑解释一切的“严格的史学方法”呢？如若不然，他又从哪里建立起信心，从有关运动的很不完全的知识中寻求规律呢？

今天的物理学家认为，将统计力学运用于社会现象，是种新鲜但有危险的尝试。看来，没有几个人记得当年物理学从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了——在机械论哲学流行的时候，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犹如一堆孪生兄弟，以人的习惯来解释无生命粒子的行为，可是风行得很咧。

正如阿尔方斯·德·康多尔在1830年所说，统计学能够成为政策制定者手中的“一柄折不断的双刃剑”。

在凯特莱看来，由于犯罪之类行为中存在着统计规律，遂使这类故意性行为超出了由个人负责的范围。因此，凯特莱时最早提出犯罪源于社会而非邪念的人。

托尔斯泰的结论是，这种藐视法则的态度，来自人们对事件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未能掌握到。“对于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仅仅是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人类生活规律中、那些还不知道的剩余部分的另一种表达。”

正因为如此，普里戈金说了这样的话：“分岔将历史引进了物理与化学，而它原来似乎只属于研究生物、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学科。”

在任何一个知识领域，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都是发现能够使被研究的事物表现出最大可能的简洁性的结果。

许多种动物会聚成群体一起运动，而且往往是出自十分明显的具体原因，聚拢成群可以保护幼小同类……不过，情况正如生物学家茱莉亚·帕里什和利亚·埃德尔斯坦-开谢特所指出的：“动物凡要形成群落，总是有着功能方面的目的……对此估计不会有争议。形态与结构……能够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与是否为生命体无涉。”换句话说，要找出对动物界所有群体形态和集体行为的“生物学上的”——这一说法是指“表现出适应性”的——解释，会带来一种危险，那就是使本来只是客观环境直接导致的“物理”结果，被认为时有偶然性导致的进化。

靠多修路来使交通通畅，恰如放松裤腰带来减肥。

就是把所有的经济学家从头挨脚地连成一条长龙，也接不到结论那里。

说起来，“经济周期”只是经济学教条中的一个标准化概念，它正好表露出一种强行给纷乱套上秩序之笼头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