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经过一段短暂的对峙之后，国共均对各自的策略作出充实与调整，形成了各自的两套方案。 共产党方面：第一方案是联合政府，第二方案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国民党方面：第一方案是战时内阁，第二方案是召开国大提前行宪。

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再发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美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为此，“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作”。该社论出自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手笔。把中共称为华盛顿等人的后继者，就是要向美方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美国应当选择中共为“同伴”。

（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将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最大程度地具体化，真正做到了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从而具体地、最大程度地将统一战线地政治优势体现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创了中共统战工作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联合政府口号最大程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空前地提升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因而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参与这项事业的积极性。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第三方面也开创了其自身的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政治局面。）

（其一，联合政府，这是政治方案。与之相联系、相配合的军事方案，就是联合统帅部。其二，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另一政治方案。与之相联系、相配合的另一军事方案，就是组建解放军。 上述两套方案中，联合政府是主体，“解联”是配合。

共产党方面：第一方案是联合政府，第二方案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第一方案是战时内阁，第二方案是召开国大提前行宪。

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的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证明，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

在历史局限的条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

9月18日，张澜发表致蒋、毛二人的公开信，其中表示“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为之统一，岂不令人气短？”

东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出自东北所持有的两个双重性。 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中苏条约带来的东北问题的外交性；中共进入东北，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内政问题。 苏军对国共的双重性：苏联道义上支持亲苏的中共；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又只能和国民党合作。

政协会议既可讨论与民盟利益相关的议题（民主自由），并且民盟又可以直接参加，因此，在民盟看来，只有政协才能体现他们的利益。

7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内部指中指出：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压力时才有希望。在这里，毛明确提出“根本调整”国共个条件：其一，“将更困难” 国施加更大压力这个“将更困难”的时刻不久便到来了。洛阳、长沙相继失，美国对蒋及其国民党军已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由史迪威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

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蒋介石提出了提前行宪，毛、蒋以各自的深谋远虑，实证了二人在各自党内的领袖地位。 综上所述，经过一段短暂的对時之后，国共均对各自的策略作充实与调整，形成了各自的两套方案。 共产党方面：第一方案是联合政府、第二方案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第一方案是战时内阁，第二方案是召开国大提前行宪。

所谓一党训政，其核心是党治，就是党权高于政府，政府居于党的指导之下。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文字上出人不大，但性质则截然不同。联合政府的前提是废除党治，只有取消党治，各党派的地位オ能平等反过来，参加政府的前提则是保留党治，而在党治的条件下参加政府，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以主人的地位“请几个客”，党与党的关系只能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总之，“联合”与“参加”的区别便在于：党治废除与否。

整个过程蒋未做任何让步。 重庆谈判的这种邀请方式，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绝无仅有。蒋之所以敢于采取此一方式，关键在于他成功地争取到美苏两国的支持。美苏两国的介人主导了两个结果：其一，决定了日占区的归属：其二明确了重庆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前者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的对比，重新划分了国共之间的实力版图；后者则改变了原有国共关系，因为，一方合法，另一方实际上只能居于不合法地位，从而阻断了中共方面所推动的调整两党关系的进程，从政治上将中共置于被压制的状态。

将上述论点归纳起来，苏方的意图便清晰地浮上水。 一方面愿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反苏政权，尤其反对将美国勢力引入东北。既然不愿国民党建立反苏政权，因此支持中共发展；既然要与国民党维持一定的国家关系，因此又不展中共独东北，否则便有“火药气”、担心引起内战。总括而论，苏方的总体意图是，支持国共谈判，以期在东北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而通过国共双方，获取苏联的双重利益。

经过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苏军的双重性彻底暴露。苏军的立场之所以具有双重，说到底，无非是由苏联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力图通过国共双方获取苏联的双重利益。那么，如果某一方不能满足并危及苏联利益时，苏军的立场必将转而支持另一方。国民党与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争执，成为苏军立场再度转换的重大诱因。

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张云逸、饶漱石等，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毛之所以特别强调宁波沿海，因为当时估计，美军登陆的地点可能在杭州湾一带。

那么，苏联提出恢复帝俄时代租借旅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赫尔利曾与彼得罗夫谈及此事。王世杰记载：“赫利大使于前日曾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东北问题。彼得罗夫表示谓：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保有旅顺。”将英国保有香港与苏联保有旅顺联系起来，看来，苏联与英国之间也有一个利益均等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英国在雅尔塔同意苏联租借旅顺的原因吧。 利益均等，是近代以来，列强在华轮番争夺势力范围的基本口美、苏、英在旅顺租借问题上的三角均等关系，是一起以他同都作交易的典型事例

也是在毛泽东抵当天，蒋介石写下这样一篇日记：“新华日报于今晨发表其中共廿五日之宣言六项，仍弹旧调，似其实未知最近国际内容与情势之发展，而更未知中苏协定之内容，可怜极矣。彼犹不知早为苏俄所进弃矣。”蒋氏这篇日记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的背景关系。

为确保成功，蒋为谈判制订了这样一项基本策略：“政治与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不稍迁就。蒋之所言，提出了一个政治学问题。民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以武力为依据，解决了武力，等于解决了政治。蒋氏深谙此道，故而提出以政治上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上的“不稍”迁就 然而，蒋介石的全部不幸便在于，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早已明确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国民党的统一依据是法统，共产党的独立依据则是事实，结果，事实不能得到法统的承认，而法统又不能取消事实。因此，重庆谈判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法统与事实之间反复“挺住”。邵力子说：“今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事实，实不可能。”的确，重庆谈判所遇到的正是一个“实不可能”解决问题。

关于这一段对苏交涉，蒋经国颇为感慨，他在10月27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经过东北行营退出与再人长春，苏军的双重性彻底暴露。苏军的立场之所以具有双重性，说到底，无非是由苏联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力图通过国共双方获取苏联的双重利益。那么，如果某一方不能满足并危及苏联利益时，苏军的立场必将转而支持另一方。国民党与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争执，成为苏军立场再度转换的重大诱因。

当国共为政府委员的组成激烈争论之际，处于幕后的马歌尔曾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其核心是由一个国务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人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现在的国民政府收到之后，在日记中写道：该案“乃为共党本身亦所不敢提出者一一可知客与顾对他国政治之隔。” 这件事当时没有公开，并未构成实际影响，它反映出马歇尔的着眼点是如何尽快向立宪政府过渡，面蒋介石的着眼点则是有利于哪个党

在1月15日的讨论中，无党派工业界代表李烛尘提出一个问题：国共两党都不要在工厂中设立工会，不要发展工人党员，不要搞罢工。对此，国民党代表张厉生反对，坚持国民党在工厂中可以设立工会，发展党员。重必武发言说：工人设立工会，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要资本家采取开明态度，工人是愿意合作的。黄炎培说：国共双方的工会，都不退出工厂，工厂就不太平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没有结论。

政协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后来均未付诸实施。因此，政协会议真正的意义其实就是一个：对国民党及其政府造成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破坏。 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三个回合的较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国共都是通过背景的转换提出问题，都不是通过正面的武力的较量而取得结论。问题在于：任何未经武力的较量而取得的结论，都不是最终的结论。

同日，蒋发表元旦讲话，表示：“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摇动以外，其他无不可容忍，无不可以协商。”

通常的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与划分，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整个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点。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与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主题是什么？一句话，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据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