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父亲

许多青春订交结盟的友谊会使人在年事稍长之后以互相交换陈旧回忆的方式抚慰人们各自在生命中遭遇到的种种创伤或失落，所谓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回忆使回忆者当下的现实显得不再那么沉重，也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很多。

回憶能使回憶者當下的現實顯得不再那麼沉重，也使逝去的現實顯得輕盈許多。無論多麼深的挫折、刺痛和傷害，在留待回憶重述的時候，都會使那消逝在時間裡的當下失去一點點重量。我們回憶、我們嘆息，我們回憶、我們嗤笑，我們回憶、我們斥罵，我們回憶、我們輕嘲。盡管我們無比努力地試著不去修改任何一絲的細節，仍無法索回那一點點失去的重量。所以最後我們都無奈地笑起來，而且笑得一點兒都不勉強，笑得如此順其自然。我們會這樣說：“你記得嗎？那一年……”“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怎麼會不記得？……”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

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我们张家门儿属于后者，如果说有大时代这种东西弥天漫地覆压而来，我们张家门儿祖宗的德行便是把头垂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有如躲过一片掠顶的乌云那样。

“她在陆经残缺的遗体火化之后立刻火化了他所有的日记和遗稿，遂使陆经最后几年的觉悟或退却与他们的情怨轇轕永世成迷。”

在他死後不久，電視新聞的鏡頭掃到曹老大，我父親居然用山東腔的閩南語罵那熒光屏：“幹你娘！”後來以及在後來，他的山東腔依然十分堅持，可是那句咒駡則普及於他加入了五十年的那個黨的主席和主義。他失去了那個信仰。

前清时期，粮艘运米粮北上，到了通州入仓，就算了事。反棹南归，自然不能放空，人人可以死趸物资在回程中贩售，谓之为“压舱”

漕船返航，名为“回空”，事实上没有一回是空的 如果这些物资还压不沉船，帮众自然有权私带些什物，这些货，就叫“压舱”买办了“压舱”，沿途可以自行倒卖，名曰“顺风”或“随风”

“放千枝爆竹，把穷鬼烘开，几年来被这小奴才，扰累俺一双空手；烧三柱高香，将财神接进，从今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十万缠腰”，横批是：“岂有余膏润春寒”。我笑着说：“你敢贴吗？”我父亲说：“这才是寒酸本色，你看看满街春联写的，不都是这个意思？还犯得着我来贴么？”

即为兄弟，个别的名与名，字与字之间，有些具备意义上的关联，以表示同在一类，同属一种性质，或许命名的习惯里隐藏着以此凝聚一堂情感的想望。

我们都曾经于一无知觉中体验过这种自由——不徒无知于当下漫游的边界，亦且无觉于日后记忆的库藏，无视于自己的极限、又无羁于缅怀的缰索 老祖宗们建X德堂时刻意留了这沟，取其源头活水、源远流长的意思。这沟得了纵容，自西徂东、穿越三进的院落，甚至还在会合了另外两个泉眼之后爬上高坡、潺潺折向南流，在二进的东厢房下，它笔直的朝地面刻出砖石和泥土的楚河汉界。

奥德修斯“正坐在岸边探析，望着荒凉大海，流着眼泪，折磨他自己”——他是在想家吗？不。我不这么想。我认为他只是受不了美貌、享受、青春和一切停驻不前、毫无出路的囚禁，永恒的囚禁。无论出征、苦战、胜利、漂流、飨宴、交欢、迷途、寻索、返乡、复仇，也无论结果使人喜悦或愤怒、快乐或悲伤，奥德修斯的故事告诉我：一次又一次的囚禁不停地召唤着人们，一声又一声唱的却是自由。挡人无能豁免那召唤的时候，依然接受了惩罚。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也许为卡通作翻译的家伙搞错了，也许配音的说错了，也许陆宽听错了。可是—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那个句子说对了：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这是我补充的注脚。

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我们张家门儿属于后者。如果说有“大时代”这种东西弥天漫地覆压而来，我们张家门儿祖宗的德行便是把头垂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有如躲过一片掠顶的乌云

在我父亲那里，任何一个孤立的，点状的，不问他者死活的人从生到死都是混沌未凿的状态，有人宁可如此，有人宁可众生如此。但是他不这么想，他总认为鼓励的生命状态不值得被发现，就像个别的人生琐事不值得被张扬一样 我父亲赌上气，抽身就走------关于这点，我自己也有这种行事的气质，一副随时可以向世界永远告别的神态，然后花一辈子的气力去后悔 如果你要问我“大时代”是什么意思，我就会用我父亲的话告诉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

我们的老祖先在传递真理的时候通常也会杜绝子孙迷失的机会，他们有些时候更会想王某那样，把子孙的“淫书淫画”抢来烧掉，于是子孙还没来得及了解真理，就学会了抢书和烧书。如果在抢着和烧着的那一刻，他们感到愉悦，甚至得到了好处（比如说别人一千两银票之类的利益），就更加不去回想原先那个真理的问题，而只能更相信抢书和烧书是正确的了。

是的。回忆使回忆者当下的现实显得不再那样沉重，也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许多。无论多么深的挫折、刺痛和伤害，在留待回忆重述的时候，都会使那消逝在时间里的当下失去一点点重量。我们回忆、我们叹息，我们回忆、我们嗤笑，我们回忆、我们斥骂，我们回忆、我们轻嘲。尽管我们无比努力地试着不去修改任何一丝的细节，仍无法索回那一点点失去的重量。所以最后我们都无奈地笑起来，而且笑得一点儿都不勉强，笑得如此顺其自然。我们会这样说：“你记得吗？那一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怎么会不记得？……”

自由，一个所谓“现代意义”的生命不超过一百年的词，为不只两代的中国人带来的粗廓印象是一种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而不得不加以限制的力量；即使在倾心向往这个字的人们那里，这个词也常只是一个孤悬的理想、空洞的口号甚至狡猾的借口。

这个小小的晚餐场面以一个问题始、一个巴掌终，连电视剧都不屑编演的情节，他却点染出三个委屈：三株互不了解，也无法被了解的灵魂。在我的那一株里面，有一个我几首不忍揭穿的部分，那就是我毫无自觉地利用了我父亲和母亲的无助，扮演一个控诉强者的强者。我用老浑蛋这个字眼发动了一次对早在一九四五年古历三月二十四日已经死去的爷爷的战争，我嫉妒我爷爷，他居然可以那样对待我父亲。

那个句子说对了：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这是我补充的注脚。

人在洗澡的时候，在赤裸着接受水的冲洗浇注的时候，其实无比渺小脆弱。持刀步步逼近的凶狂歹徒只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人类无所遁逃，它碾压迫至，必然得逞。

我不能确知是否世人皆如此，亦或中国人皆如此，但是起码我这一代乃至于我父亲那一代的中国人在提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总紧紧怀抱着一种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情感——其中后者的成分恐怕还要多些。自由，一个所谓“现代意义”的生命不超过一百年的词，为不只两代的中国人带来的粗廓印象是一种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而不得不加以限制的力量；即使在倾心向往这个词的人们那里，也常只是一个弧悬的理想、空洞的口号甚至狡猾的借口。

你即将诞生于一个暂无烽火的地方，就像我一样，只能从电影和电视上想见战争的面目，这和我父亲乃至我爷爷那两代的人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代的中国人背负着一部大历史，在炮声和弹孔的缝隙间存活下来。若非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勇敢，即是骄傲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懦弱，前者教人如何伟大，后者则教人如何渺小。

然则，我可以简短地跟你说：战争起于嫉妒，且是立即地谋杀嫉妒这个情感。

许多青春期订交结盟的友谊会使人在年事稍长之后以互相交换陈旧回忆的方式抚慰人们各自在生命中遭遇到的种种创伤或失落，所谓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回忆使回忆者当下的现实显得不再那么沉重，也使逝去的现实显得轻盈许多。

这年岁末，我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两行：“水流任急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中间横书四字：“车马无喧。”接着他说：“这是曾国藩的句子——原先就贴在咱祖家北屋正门上——你给写了贴上罢。”

我所能够多听到的，只有一只手边的笊篱。对于滕文泽而言，一段深厚的交情之中最值得回味的部分，似乎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赠衣绝粮、舍命全交的伟大事迹，而是我父亲闪身避开他那一礼的刹那。仿佛从那个刹那起，滕文泽和我父亲已经决定了这段友谊在日后发展的一切品质。我甚至开始相信，动人的友谊很可能总有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部分，始能触发、始能酝酿、始能滋长。

合唱团是我大学四年唯一待过的校内社团。事后回想起来，我认为完全是因为这社团没有任何人事活动之故。所有的成员只知道唱歌。没有思辨、没有争执、没有权力分配、没有正义负担、没有哲学、政治、宗教上的信仰歧异或认同，也没有满溢出来而必须到处去寻找服务机会的爱心。好像什么都没有，连目的都没有。有的只是如何将自己的声音和另外二十多个人的声音融合成一个声音。只有这一点。当这种融合完成的那一刹那，我们会听不见自己的、或者自己隶属的声部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浑成完美的和声。

在我父亲那里，任何一个孤立的、点状的、不问他者死活的人从生到死都是混沌未凿的状态，有人宁可如此，有人宁可众生皆如此。但是他不这么想，他总认为孤立的生命状态不值得被发现，就像个别的人生琐事不值得被张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