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1945年，苏联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受一批犯人。正在依照案情点名。 “某某！”那犯人回答：“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 押解队长感兴趣地问：“为了什么事判的？” ——“平白无故。” ——“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10年！”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做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拉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儿拉！看！往那儿拉！”

苏联有一句谚语：『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很容易。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

这些亲身感受了24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1941年就懂得了世界上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行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 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 （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

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

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限，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新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洋洋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账上了。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

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一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么，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荫蔽，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就行了。

在群岛上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嗷，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式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在中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烦人的这些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事：代价的湿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位居灾难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

对祖国的热爱/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对于你们的宽大/我不期待……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使用这个名称。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的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決！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決定使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