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论

换言之，法律必须具有以下二种性质:其一，必须为法律”。如果法“不善”之程度，尚未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仍切合社会之要求，此时“恶法”不过徒具其为恶之外观而已，在实质上仍与其他“善法”无殊。苟法律之恶的程度，已恶于“无法”，非运用法律阐释方法所能济事，不过徒具“法律”之形貌 而已，应认“恶法非法”，此际，在无设置违宪审查制度国家之法官不但应拒绝适用，且一般执法人员亦应拒绝执行，若犹昧着良知，忽视正义，遽予适用或执行，则适用或执行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이。

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惟其并非“道 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盖道德之本质为“自律的”，而诚信原则则具“他律”之性质，基于法律与道德之相互作用关系，而成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且诚信原则之内容极为概括抽象，乃属一白纸规定，其虽为客观的强行规范，但内容却可因社会变迁而赋予新的意义。其较诸其他法律原则，具有上位的概念。

法官解释法律行为时，应依诚信原则，就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内容，衡其所欲达到之目的、习惯以及任意法规，以探求其表示应有之内容，为合理之解释或补充

一般事物之认识，所以能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获致客观性，主要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性以及合理批判的可能性

追求学问之客观性，必藉由公开讨论与批判，充分发挥“学文公器”之性格，其客观性始易形成

法学者一方面需将法律奉为圭臬，成为权威的命题，另一方面又恐其具浓厚的教义学性，发展成为“概念法学”

法学之主要任务，厥我透过法律的适用，以实现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

其一，必须为法律，亦即法“不善”之程度，尚未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仍切合社会之要求，此时“恶法”不过徒具其为恶之外观而已，在实质上仍与其他“善法”无殊。其二，此种“恶法”须具“法的目的性”。

端在发现或形成一般法律规范，以为裁判之‘大前提’；而后者则一所发现或形成一般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事实认定为小前提，运用‘演绎’的逻辑方式，导出结论，亦即一般所谓裁判。”

法学者所为之法律解释，有无客观性可言？如有仁智之见时，何者为正确？有无客观的标准以为判断之准绳？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其方法为何？在何种情况下为之不致令人有“突击性裁判”的感觉？

本此以论，认识之客观性，与其谓认识结果之客观性，毋宁认为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性’及‘批判可能性’为愈。”

“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亦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只须以同样推论之前提为出发点，依据相同的推论规则，无论何人于何时何地为之，均可获致相同的结论，例如数学、几何学、形式科学等，均属此类学问。” “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亦即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就是能通过相同的观察方法能给人相似的感受。

“避免公开讨论或批判陷入无益的争论，无论是阐释者，或提出讨论或批判者，均应严守‘间主观性’”

类推适用与反对解释，各有其不同个之阐释使命，类推适用重在妥当性，而反对解释则重在安定，惟当法律秩序之安定性与法之妥当性，不能兼顾时，须先考虑法之妥当性，不能牺牲法之妥当性，而就法律秩序之安定，此乃阐释法律之基本要求。

其二，“法律”须具“法的目的性”。过分强调法律系一种“手段”，虽有违法治主义，惟实质上，法律之制定鲜无目的，其目的为何，一言以蔽之，乃在督促人类朝着“人类本质存在”之“共通善”或“正义”而生成发展。法官在现实“法律”拘束之下，仍有运用法律达成目的之余地，故谓法律系一种达成目的之手段，实不为过。荷认“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本身即系目的，未免忽视法律之本质(8

科学系在探求客观之真理，科学之命题，在原理上均可确定其真伪，若经确定之结果，与实际存在之事实符合者为真，不符合者为假。若一命题之真伪不可确定者，则为非科学。能够确定与否，涉及“真理值”( truth value)的问题。所谓真理值，指某一命题成为真或伪之可能性而言。有可能性，为能够确定;无可能性，为不可确定。其可能性愈高愈接近真理，反之则否。惟因人类之能力有限，无法掌握到百分之百的真理值，获得绝对必然之真理知识。以是之故，在某一时期，或许认为此项真理，已无可移易，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则可能已非为绝对的真理。

实践评价的考察方法则系以一定道德判断为前提，对事物加以批评。在学术之领域中，一切讨论皆唯理论认识的考察方法是赖，一且涉入实践评价的考察方法，将使理论认识与价值判断互相混淆，对学问之进步，乃至于客观的讨论可能性、批判的可能性，必然成为其绊脚石。吾人从事理论认识之考察方法时，必须将实践评价摒除在外，否则其成果终属有限。

新康德学派之方法二元论，一直强调“事实不能导出价值”“存在不可演绎出当为”，不外亦在宣示理论认识与实践不能互相混淆。

明朝画家唐寅的“七十词”对此说得最为透彻:“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

盖法国在大革命以前，“法官”之职位，既可购买，亦可转售，更可为继承之标的，与“财产权”并无两样。例如孟德斯鸠即以继承方式取得“法官”职位，十年之后，厌倦法官生涯，遂转售了事。法官在其时属于“贵族”之列，彼等经常支持地主迫害农民、工人等，与地主沆瀣一气，引用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经常作违背法律“原意”之解释，甚至歪曲法律，以致法国大革命时，司法成为改革对象。该国人民认为对司法若不作适当之干涉，将足以侵犯人权，有违自然法思想。因之，立法必须求其完备、统一与明确

所谓不能超过其可能之文义，并非不能超过文义，面是指不能超文义之“预测的可能性”而言。内涵相同外延不同所指涉之事物，固在文义之“预测可能性”之范围内，即同“种”之事物亦然。例如在动物学之分类，驴、骡均属“马科”，禁止驴入场之告示，在解释上亦应解为包括禁止骡入场在内。论理解释的结果，与文义解释的结果，虽相抵触，如不逾文义“预测可能性”之范時时，仍应从论理解释之结果。

价值补充，介乎狭义的法律解释与漏洞补充之间，乃系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及概括条款之一种解释方法，法律上有些概念，赋于法官斟酌一切情事予以确定者，谓之不确定法律概念，盖此等概念，于法律本身未予确定也。举其著者，例如民事法上之重大事由、显失公平、相当期间或相当数额，以及刑事法上“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或以他法”、“居于类似”、“或其他麻痹方法”等是。又有些条款，仅就原则概括的规定，赋予法官就具体案件公平衡量，妥善运用者，称为概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皆属之。

其二，论理解释或社会学的解释结果，与文义解释结果不一致时，如不超过文义或立法旨趣之“预测可能性”时，仍应依论理解释或社会学的解释结果。换言之，在此场合，虽超出文义的“字句”，亦属无妨。但其极限，则须受文义或立法旨趣之“预测可能性”之限制。

扩张解释与目的性扩张区别之所在，端视是否在文义之“预測可能性”之内，如依照碧海纯一之“射程”理论言，在文义射程之内者，为扩张解释。如所扩张之文义，非原有文义所能预测，已超出射程之外，则已不能为扩张解释，仅能为目的性扩张。换言之，扩张前及扩张后文义之内涵相同者，应为扩张解释。文义内涵不同者，不能为扩张解释，如有贯彻规范意旨之必要，则应为目的性

吾人应知，人类并不是为规范而规范，规范本身并非人类追求的目标，而是利用规范追求公平正义，因此必须予以价值补充，始克实现此项伦理的要求。

关于具体化之事例，在民事法上如“最高法院”1961年台上字第八人号判例要旨称:“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之养母，上诉人动辄与之争吵，并恶言相加，肆意辱骂，有背伦常之道，已具有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第一款及第六款(现行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四款)情形，自得构成终止收养关系之原因”，即系就“重大事由”所为之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