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七子派复古与唐宋复古的差异，在于唐宋复古首先出于道学上的考虑，而明代复古则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将视线集中于文学的内在研究。

该期文界革新的挑起者是为史界称为“嘉靖八子”的唐顺之、王慎中、陈束、李开先、赵时春、吕高、任瀚、熊过等八人，他们于嘉靖八年（1529年）中新科进士后（其中仅王、赵为前科进士）聚于京师，以道谊为重，结社论艺，形成了一个内部相对紧凑的文学圈子。

七子派后期的入佛，反映了当时文人阶层的一般风尚。除来自文学革新派方面的压力，任何一种文艺思潮的嬗变，其背后必有十分深刻的人文原因，而对世界认识的形而上态度即是这人文心理 的集中体现，对于旧有观念来说，它的更新便意味着由根底里对之作了颠覆，屠隆即是这个旧集团内的最后一个颠覆者。从主流变化看，徐渭、汤显祖等仍当属边缘的发动与突围，而七子的换步则是种中心的转移，从而使原有中心处于空虚、废弃的状态，直到边缘势力最后变得十分强盛，形成另一强大的新的中心。这也是隆万间文坛思潮流动的一般态势。

总观文界革新初期唐宋诸子的文论，围绕“心源”说，他们欲获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此心源与外部来源的关系，即“心”与“耳”、“目”的关系。第二，此心源与发用的关系，即“心”与“ロ”或言说的关系。第三，与以上问题相关，此心源的本体样态是怎样的。由此可见，解决的方式均是从意识（心理）结构分析入手的，这是与佛学、同时也是心学的思宗趣基本一致的。但于唐宋派内部，由于各家接近心学、进而是佛学的程度不一样，因而理解的彻入性便也不一样。同时，既然是从意识结构分析入手，文艺问题又再次化约为了一般命题。

汤显祖、袁宏道在接受前代有关学者学说的基础上，将童心看作是新型文学创作的本体论源泉，并将此作为对表述形态与风格的基本要求，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晚明作家都纷纷依此要求，在诗文创作中体现出了十分澄彻、活泼、清明、富有天真色泽的意态，洗刷了文学表述上积弊已久的道学气和世俗气，形成了晚明文学独具风神的风格特征。而其思想渊源之更递则如上所述，贯穿了几代人的探索过程。

心学借助佛学或原来即直接来自佛学而形成的事理遍融的自适论，对晚明文界成员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又再次体现了时代的基本思维模式，即所谓认识范式对个体观念的潜在统摄性。如真可所言之“理”、“性”即是人于世间生活中的“应物而无累者”，“无我而灵者”（《义井笔录》），汤显祖由真可与罗汝芳悟入，言“性命通则出入以度无碍”（《答李舜若观察》），即是要求个体在度入本体之后的种彻底解脱。

编年体时段，即“晚明”这概念的前限在学界一直未有严格的定说，有以万历始，也有以嘉靖始的，无论按何种标准，晚明的历史编年时段与我们在此所称的晚明文学思潮的分类时段都是难以吻合的。据考察，作为运动的真正发动，已是嘉靖十年以后的事，故体现特性的时程也当是指嘉靖中至明末这一历史阶段。

晚明文学运动（而非一般所说的晚明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特征性的举动，它的中心旨趣恰恰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指向文学之外的意义，并通过对这个意义的阐述来重新改造文学的功能，反对文学系统哪怕有一点可能的独立。准确地说，作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都首先是出于超越文学之外的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更为迫切的关怀，并受到了这一思想导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后以此再反观文学，希望文学能与这一思想同步，有助于这一更重大意义的实现等。